文·傅越

英国作家托尔金被公认为现代奇幻文学的奠基者。然而一直以来，他的诗歌创作却未曾被系统地整理过。读者也许还记得散落在《霍比特人》和《魔戒》中的歌谣，但托尔金更多独立成篇的诗章，似乎早在他成名之初就已被人们遗忘。幸而遗憾终得补偿。二〇二四年九月，哈珀·柯林斯（Harper Collins）出版了三卷本《托尔金诗歌集》（The Collected Poems of J. R. R. Tolkien），部分作品是首次公开问世。此前对托尔金早年诗作较为详实的评述，并非出自某部文学论著，而是约翰·加思所著《托尔金与世界大战》（Tolkien and the Great War），这部人物评传同时关注到了托尔金被忽视的两重身份：诗人和士官，并得以一窥他未能出版的诗集《仙境号角》（The Trumpets of Faërie）的断章。该诗集的标题是一组貌似互相矛盾的意象：仙境和号角，但其背后象征的仙境诗歌与战场经历，并非是彼此对立的关系，而是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仙境即险境

面对托尔金在战争期间创作的仙境诗歌，首先要厘清的是，托尔金定义的仙境（faërie），如何会与战场产生联系？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回到托尔金最重要的论文：《论仙境奇谭》，文中直接点明了“仙境即险境”，并把仙灵（fairy）所处的仙境（而非仙灵故事的历史叙述）作为仙境奇谭的核心。托尔金写道：“仙境即险境，乃危机四伏之地，对粗心大意者它处处是陷阱，对胆大妄为者它处处有地牢……那里的欢乐与悲恸都利如刀剑……而他身在境中时，须知问多必失之险，以防仙境之门关闭，钥匙失落。”从这个角度来看，战场遍及了永存的危险，稍不留神就会丢掉性命，自然符合对险境的描述。此外，参战双方的厮杀通常被形容为“杀红了眼”，身在其中者体验到的战争的狂热，仿佛追逐鬼火，这种无法抗拒的摄人心魄的鬼魅魔力，即“着魔”，或是结合托尔金对仙境之幻想的论述，将其译作“幻惑力”。另一方面，当激昂的号角声响彻天际，即便仙境也未能幸免，如同大战后的现实世界，再也不复从前。 

“一战”是英国有史以来参战者教育程度最高，伤亡最惨烈的大战，仅以托尔金所在的牛津为例，参军学生阵亡率高达四分之一。年轻人倘若不服从应征入伍，便会收到象征怯懦的白羽。招募处永远排着长队，诗人菲利普·拉金曾如此感叹：“再也没有那样单纯的一代人了。”出征前他们就被长辈灌输了这样的信念：这场战争并非文明的终结，而是能够终结一切战争，当大不列颠复苏之时，仍将创造出新的文化和艺术。这些高等学府出来的年轻人，也确实在战后留下了宝贵的创作遗产，但记录的是真实经历过的“被动的苦难”。最常见的是传记和回忆录，例如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向一切告别》和 T. E.劳伦斯的《智慧七柱》，更能直接抒发战争感受的文学，还是诗歌。与前线（battlefront）和后方（home front）一样，战争诗人（war poet）这个名词，也是从“一战”期间开始流行的。“对强加给自己的战争进行反抗的人”——这便是拉金对这些诗人的概括。

受到过往乔治朝诗风的影响，战争早期流行的是感伤怀旧的挽歌和慷慨赴死的爱国诗，诗人将死亡视作理想主义的骑士精神，追忆往昔田园牧歌的生活。然而随着战事的深入，激情逐渐冷却了，继而是觉醒后的愤怒。数十年后，托尔金在《魔戒》的序言中写道：“一个人必须亲自身处战争阴影下，才能完全体会它的沉重压迫……到一九一八年，我的亲密朋友除了一人外，均已过世。”给他带来最永久阴影的便是索姆河战役，托尔金痛失了他最亲密的挚友，罗布·吉尔森和 G. B.史密斯，后者迟到的绝笔信尤其让他肝肠寸断。为了纪念亡友，托尔金编选了史密斯的诗歌，并以《春日收获》集结出版，书名隐喻了诗人在成熟前就不幸夭折了。

索姆河战役的中心蒂耶普瓦勒，即便在如今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人地带，想要前往那里的纪念碑和战争博物馆，通常需从索姆省的省会亚眠出发，坐火车抵达小镇阿尔贝，再通过公路自驾或者山野间徒步的方式，因为当地至今仍没有可供往返周边城镇的公共交通。谷歌地图建议的徒步时长约单程两小时，但如果考虑行军的负重，自然环境下高低起伏的地貌，以及容易迷路的大片森林，实际的徒步时间，至少需要翻个倍，倘若遇到雨天，更是一场噩梦，在蜿蜒曲折、泥泞不堪的小道上，耗费的时间将无法估量。然而这正是托尔金当年所在部队的真实行军路线。皮卡第乡间的广阔天地，道路两旁看不见房屋和人类活动的踪迹，只有一望无际的麦田，血红色的罂粟花显得格外惹眼。作为法国北方战场上分布最广的花朵，自打《在弗兰德斯战场》一诗成名以来，象征着顽强生命力的红罂粟，已成为“一战”的标志性纪念物。托尔金也在法国写下诗歌《罂粟草田》，他在蒂耶普瓦勒第一次见到了坦克和战斗机，只是当年部队驻扎的森林，如今已被保护起来，不再向公众开放了。由于有太多的尸首或是难以辨认，或是根本无处可寻，如今当地的“一战”墓碑群，大多没有留下阵亡者的姓名，这些年轻人永远葬在了海对岸的异国，只有灵魂回了老家。

二、遁逃与远航

托尔金的战时诗歌即是围绕仙境展开，并同时表现在两种主题之间的转换：仙灵的遁逃和精灵的远航。他的诗歌讲究“独立创造”，与彼时表达激进抗议的战争现实主义并不契合，而是把现实的批判隐藏在仙灵的幻想中，这为他招来了“逃避主义”的非难，被指责为对现实政治的拒绝。托尔金却为之正名，他区分了“囚犯的遁逃”和“逃兵的潜逃”。当身心感觉到被囚禁在监狱，打破枷锁、重返家园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看见监狱外的真实世界。仙灵通常被视为是“超自然”的，“一战”战场上也曾有过“蒙斯的天使”的传说。但在托尔金看来，人类才是脱离自然的存在，而仙灵恰恰是属于自然界的，要远比人类自然得多。在维多利亚时代，有关仙灵的信仰曾推动了博物学的发展，正因仙灵代表着人类抵抗贫乏与单调的想象力，当时的博物学家，总能通过赋予仙灵以生命的方式，描述出暂时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电流。直到两次工业革命后，博物学迎来各专业领域学科细分，仙灵才在科学理性的时代被束缚住翅膀，从此在自然界中销声匿迹。诚然，科学也有其魔法，但仙境的魅力象征的是一个神秘奇异的世界。而仙灵正是这个不断消逝的世界的居民。虽然人们无法消除恐惧、焦虑、怀疑和悲伤，但怀旧情绪仍可获得魔法形式的安慰。而如果人类遗忘了仙灵，那些“最后的仙灵”便会死去，世界也将失去由魔法创造的可能。

在托尔金的《林曦》一诗中，轻盈欢悦的仙灵，在森林里群聚起舞，凡人一旦接近就会逃离。《哥布林之脚》中想追上妖精步伐的人类，在拐弯处同样跟丢了踪影，魔法的片刻飞逝而过。守护地下宝藏，形貌丑陋的哥布林又译为“地精”。善良的地下小人则称为诺姆，与之相近的是爱尔兰传说中的小矮妖，会报答人类的善意，也爱搞恶作剧和报复，偷走人类的婴孩，调包成妖精和仙灵的畸形儿，即换生灵。更著名的形象是《仲夏夜之梦》中仙王奥伯龙的仆从：迫克和好家伙罗宾。古英语莱歌《奥费欧爵士》和史诗《仙后》早已塑造过统治仙境的仙王，经过神话和罗曼司的结合，还诞生了麦布女王和宁芙这类自然女神和仙女。托尔金的颂歌《金嗓廷方》同样描绘了神话的形象，飞掠独舞的长笛手是牧神的后裔。“一战”的战场上也曾流行《梦之风笛手》的插画，被士兵当作护身符随身携带，画中的仙境是对家的理想愿景，他们中有许多人才刚成年。倘若没有“一战”的影响， A. A.米尔恩和休·洛夫廷可能都不会专为孩子写下童话故事。格雷夫斯的《仙灵与燧发枪手》，标题更是把仙境与战场并列。仙境让士兵在童年的美梦中“返朴”，从战争的束缚中“遁逃”，在创伤后获得“抚慰”——这正是仙境奇谭的功能。托尔金后来写道：“对仙境奇谭的真正喜好则是在成年的门槛上被语文学唤醒的，并在世界大战的刺激下走向成熟。”

随着仙境诗歌的主题从虚无缥缈的仙境，变为宏大真实的世界，托尔金开始厌倦了自己早年诗作中娇小轻盈的仙灵，他想为中洲创造一支足以构建宏大的历史背景，参与世界大战的神话种族，仙灵作为历史遗留物，只是对中世纪传统的继承。在“巴斯妇人”的故事中，乔叟曾描绘过在古老的亚瑟王时代，不列颠“到处是仙子和精灵”，彼时的仙境遍布凡人世界的各个角落。漫长的岁月过后，仙灵逐渐衰落，如同隐居仙丘的丹努神族，地下仙灵演变成掌握神秘技艺的矮人；其他的仙灵远航到了彼岸世界，那里的仙境居民永葆青春和美丽。最终，经过与古斯堪的纳维亚传统的结合，精灵诞生了，他们比遁逃的仙灵更入世，身材与人类相差无几，甚至原型就是人类堕落前的样态，并且摆脱了死亡的束缚。

托尔金将“不死之地”设定在西方大海，或许与身处岛国的英国人对大西洋彼岸的仙境想象有关。在神话原点的《暮星埃雅仁德尔的远航》一诗中，埃雅仁德尔是中洲最伟大的航海家埃雅仁迪尔的原型，以降临人间的神之信使形象出现，源自基涅武甫的《基督》，托尔金将其提升至“星辰水手”，描绘了埃雅仁德尔驾着金星从世界边缘起航，穿过黑夜之门，最终死在冉冉升起的旭日下。这首以神话解释天体运行的海洋诗，它的自由精神和浪漫主义在战争环境中显得不合时宜。但托尔金并未放弃这个形象，埃雅仁德尔将成为传说故事集的本源。他在后一年的《仙境海岸》一诗中远远望向了精灵的仙境：维林诺。

同一时期，托尔金还以埃雅仁德尔为核心人物，创作了一首基调并不欢快的《快乐水手》，微光群岛的珍珠塔上，睡梦中的守塔人，透过一扇朝天敞开的窗户，聆听来自远方的琴音和歌谣的召唤，渴望与精灵一同追随埃雅仁德尔，航向西方的蒙福之岛。灯塔是指引航行的辉煌信标，对灯塔看守人来说，却没有比此更封闭、孤独和隔绝的环境了。彼时托尔金正为战前训练而焦虑，“汝等无暇，逗留此地”，诗中饱含即将告别家乡的离愁，以及面对战争的茫然。早些时候，他还曾写过一首时代隐喻的海洋诗《潮汐》，重写后标题更名为《远古海洋圣歌》，惊涛拍岸的猛烈气息，风起云涌的混沌时局，各国力量蓄势待发。这首诗最终命名为《乌欧牟的号角》，海神乌欧牟的召唤始终萦绕心头，号角的意象再度凸显。彼时是一九一六年六月，托尔金正漂洋过海，奔赴前线。同行的还有整整一代英国青年。在渡过英吉利海峡的当天，他写下了极具象征意味的《孤岛》，向祖国做最后的告别，此行很可能将“去而无返”：“孤独闪耀之岛，哦，我就此别离！”

三、尘世的归途

索姆河战役过后，“一战”诗歌彻底转向对战争的公开控诉，诸如神圣、牺牲和光荣等抽象名词的赞颂，自此被战场上惨烈的真相所取代。即便是不在潮流的托尔金，归国后也对先前的仙灵主题不再热衷，转而开启《失落的传说之书》，后来读者更熟悉的叙事散文，雏形仍以叙事诗为主，开篇《嬉乐不再的小屋》所附四首长诗，其中《你和我，和嬉乐不再的小屋》正是这篇散文的诗歌形式。水手埃里欧尔向西远航，抵达“孤岛”托尔埃瑞西亚，它是神话时代的不列颠。曾经，人类的孩童可以通过梦境造访孤岛上的精灵之都，欢聚“嬉乐和酣睡的小屋”。精灵迁出科尔提力安后，通往维林诺的梦幻小径随之封闭。小屋的主人收养了无法回到凡世的孩童，重建起了“嬉乐不再的小屋”。托尔金在诗中回溯了年幼的旧日时光，想象了曾与妻子伊迪丝相识于梦中小屋，只是醒来后没有留下仙境的记忆，就如同《彼得·潘》中长大的孩子，终会把“永无岛”遗忘。托尔金年少时现场看过这部童话剧：“难以形容，直至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也难以忘记。”士兵失落的仙境便是童年。“一战”期间，多少年轻人效仿彼得·潘把死亡看作一场大冒险。到头来，“他们已不再变老”。《林间的科尔提力安》一诗描绘的正是青葱岁月已然凋零的怀恋和哀愁，四季的轮回对照了心境的变化，反映了托尔金自创的概念——“善灾”。以灾难的逆转否定了终极失败，拯救过后是那“含泪的喜悦”，伴随着难以挽回的失落和忧伤。 

“在海滨的群山之中，／被遗忘的阿里雅多，／起舞摇铃未曾停歇；／那是影人们在歌唱，／阿里雅多古神的老歌。”《阿里雅多之歌》描绘的山林深处中的影人，就是退隐的精灵族，如今已是人类崛起后的世界。托尔金曾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写道：“世界历史中的那些伟大的略，即 ‘世界之轮 ’，往往不是王侯贵族或统治者，甚至不是靠诸神，而是靠貌似默默无闻者和弱小者来推动。”付出最多代价的却也是平民。“一战”到了后期已彻底沦为毫无意义的消耗战，士兵降格为军用物资，找不到为何而战的理由，甚至出现欧文在《奇特的相遇》一诗描述的场景，彼此怀有深深的共情。只因无论哪一方获胜，功绩终归策划者。当年鼓吹英雄主义的政客，而今已成魔鬼的化身。正如托尔金的亡友 G. B.史密斯在《致教养人士》一诗中嘲讽的纸上谈兵的饶舌鬼，根本不了解真实的战壕生活。德军撤离索姆河的同年，萨松发表了《士兵宣言》，抗议这场战争是被有能力结束它的人故意延长的。而在大洋彼岸的贵妇小径战役，不甘送死的法军发动了哗变，千余名士兵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普遍的反战情绪就是从不信任开始的，根据奥威尔回忆，战争直接造就了一代年轻人在战后对长辈的反抗。不列颠的巨轮缓缓驶入坠落的帝国残阳。谎言皆已搁浅，空余无辜祭品。吉卜林在《战争墓志铭》中自责，不该把本不符合条件的儿子，强行送上夺走他生命的战场：“若有人问起，我们为何投奔死亡。／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的父亲说谎。”在古罗马，父辈会以贺拉斯的颂诗教育儿子“为国捐躯，甘美而合宜”，欧文却在同名反战诗中揭露了这是人类古老的谎言。当宗教信仰不再构成师出正义的理由，国家利益成了发动战争的唯一借口，与个人荣誉绑在一起。但在这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过后，人们意识到远去的并非战死沙场的荣誉观，而是通过光荣的死亡提高自身价值的信念，这种信念随着大战爆发得以复苏，却又被大战完全摧毁。一场工业化的战争，对被害者的名字，以及如何将其杀戮，都表现得漠不关心，它平等对待所有参战者。正如托马斯·格雷的《墓园挽歌》中流传的名句：“光荣的道路无非是引导到坟墓。”萨松如此形容索姆河战场上归来的士兵，“我仿佛看到了一支鬼魂大军”。阿贝尔·冈斯的电影《我控诉》中也有类似的招魂，亡灵指责生者何以苟活。当流浪者踏上尘世的归途，从仙境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家乡，却发现“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时间流逝所造成的落差感，看似万物恒常，却又沧海桑田，如同战后士兵拖着伤残之躯回到家乡，发现再难融入生活，牺牲不被领情，并将长期处于“非家恐惑”的状态。只因在战场上待得太久，即便苟活下来，自身也变得如同一具空壳。

这种创伤来自因近距离遭受炮弹爆炸冲击所致的弹震症，起先被污名化为逃避战争。直到“一战”后期，对该病症的治疗才从生理转向心理，定性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恐惧和痛苦不分军衔，勇气和崩溃在同一人身上显现。作为隐喻的弹震症遍布了整个社会，当托尔金因身患战壕热得以遣返，躺在赫尔郊外布鲁克兰兹军官医院，触景生情的他写下了以大海伍德为原型的情诗《塔芙洛贝尔的灰桥》，住院期间他仍经常听见齐柏林飞艇飞往赫尔市中心空袭。是故在“大战”这样的重大集体事件过后，相比社会层面的缓慢恢复，它给个人带去的影响却是难以磨灭的，就好似弗罗多永恒的伤疤，托尔金身感“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余生始终沉浸于深沉的“哀悼与忧郁”——这是弗洛伊德一九一七年论文所写的两种病态气质，痛失所爱之人的哀悼，陷入沮丧和自我谴责的忧郁。战前的一切恍如“昨日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大战释放了人类本性的残暴，战后肆虐欧洲的大流感，其致死人数甚至超过了大战本身。新登场的战争机器对个人力量的无情碾压，类似的场景早已在《刚多林的陷落》这部失落的传说中投影显现。而今战争更是沦为人被机器单方面地绞杀。直到“二战”期间托尔金仍心有余悸：“这是世间最骇人听闻的灾难之一 ……不计其数的人战死沙场或是失去至亲，唯一的胜利者只有：机器。”当文明、理性和乐观被野蛮、虚无和荒诞所取代，现代主义思潮应运而生了。当时间沦为与劳动力挂钩的商品，沉思冥想成了可憎的浪费，当机器进阶为新的宗教，浪漫主义被贬斥成麻醉剂，托尔金却始终没有加入新的时代浪潮。诗人庞德的宣言：“推陈出新！”刚好与托尔金的语文学观念背道而驰。对他而言，文学和语言的积累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尽管这种沉溺过去、重塑辉煌的美学追求，被现代主义者摒弃为感情用事。向中世纪的归返，正是他的挚友 C. S.路易斯所认同的一场回到原点重获信仰的“天路归程”，并在流逝的遗产中找寻到世间最美好的慰藉。遥远的“仙境号角”，不必打听为谁而响，它自始至终在托尔金的耳边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