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楠

“五四”运动是一场“众声喧哗”的运动，各种模糊、飘忽不定的力量如同多种声部交织成为复调的“五四”，但在形形色色的声部之中，有一种清晰持续的低音，那便是无政府主义。彼时无政府主义形成一股风潮，这背后有蔡元培这样的知名人物和北京大学这样的全国性学术机构的推波助澜，但辛亥革命后一度沉寂的地方读书人，在其中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非“孝”》一文引起舆论大波，进而引发“一师风潮”，长期以来该文被视作“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的典范，作者施存统也由此被视作“新青年”的代表。不过，《非“孝”》所提倡的“新道德”仅是冰山一角，其内里所展现的是晚清时便开始在杭绍地区发酵的无政府主义。

一直以来，中外学者皆未尝得见《非“孝”》的庐山真面目，原文曾被认为早已佚失。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五日，《金华日报》刊登了一篇《施存统〈非“孝”〉原文佚失百年后重现》的新闻报道。报道中称二〇二一年四月，北京鲁迅博物馆策展，从钱玄同后人捐赠的材料中，意外发现了《浙江新潮》第二期原件，从而揭开了失踪百年的《非“孝”》面纱，也为考察《非“孝”》背后真正的“推手”，提供了有迹可循的线索。

施存统曾在一九二〇年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对《非“孝”》的写作动机做出过解释。施存统回忆，一九一九年十月他接到来信，获悉其母病危，遂急忙请假回家乡金华，回到家中却看见垂死的母亲未送医救治，甚至只穿一件破单衣，无人照料。施存统质问其父为何不请医生，为何不给母亲厚衣穿？施父竟回答“活人要紧，伊横竖要死的”，表示宁愿将施存统从同学处借来的钱拿来做寿衣，也不愿医治施母。不忍母亲遭受非人待遇，又无法反抗父亲，内心受到极大刺激的施存统最后决定与家庭决裂，抱着“我要救社会，我要救社会上和我母亲一样遭遇的人！我母已无可救，我不能不救将成我母这样的人”的想法，回校后很快便写就了《非“孝”》。

虽然距离《非“孝”》仅过去一年，但撰写《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的施存统已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党党员，且刚参与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不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师范生，其对《非“孝”》的记忆不免因时局和主义而发生重塑。因此，回到原文本身或许才能更好地进行史实重建。读罢《非“孝”》，必须得承认这确实算是一篇“离经叛道”之文。作者开篇就声明，他做这篇文章，不但讲“纲常名教”的卫道先生一定会骂他，就连革新的同志，也要骂他“神经过敏”。在施存统看来，一部《孝经》说得“天花乱坠”，无非是叫人做一个奴隶。做父母的自私自利，所以想要有一个孝子。父母只给了孩子一个躯壳，却将孩子视作自己的专有品。有了孝子为他们做工作的奴隶，他们便可以享雇主的幸福。他们生儿子是为自己生的，教儿子也是为自己教的。紧接着施存统将矛头直指孔子，认为正是因为孔子提倡孝道，迎合专制皇帝的私意，皇帝遂利用“孝”创造出“忠”。“有了孝子，才有忠臣；有了奴隶的习惯，才有奴隶的道德。”百姓在家里养成孝的习惯，在国里就会忠他的君，最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尽管已经步入民国，专制皇帝也被推翻，但专制父母仍盘踞家庭，操统治的大权，民国学校的修身教师依旧在教育学生做一名孝子。中国人如何得到解放？

施存统呼吁只有青年人自己觉悟起来，推翻“至圣先师”和家庭，才能做一个“堂堂的自由人”，获得独立的人格。

文章前半部分，将“孝”视作奴隶的道德，将“孝子”视作奴隶的别名，宣称应实行“不孝主义”，与万恶的家庭宣战。诸如此类的言辞自是十分激烈。不过，这些言辞放在彼时“五四”的舆论场也非罕见。“伦理革命”本就是“五四”的口号之一，“孝”是传统伦理的核心，欲“破家”必先“破孝”，陈独秀、胡适、鲁迅都曾对“孝”展开批判。一九一七年，吴虞便在《新青年》上提出“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分也”。《非“孝”》前半部分的激烈程度尚未超越《新青年》的诸位前辈，但文章的后半部分则充分体现了“过激主义”。在提出“不孝”观点后，施存统接着从社会进化的角度否定“孝”的价值。他认为未来社会将没有亲子夫妇的关系，而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团结的社会，“其余不正当关系都要打破”。首先要打破的便是“孝”。在施存统看来，继续讲孝道，便不能不承认“过去的满意”，就无法同僵化的传统做切割。最后，他呼吁应实行自由恋爱，孩子当由国家和社会公养。所谓“孝乃出于天性”实在是传统社会长久“暗示的结果”。

施存统撰写《非“孝”》固然是出于一时之激愤，但文章对未来社会人伦关系的想象，从是否符合社会进化角度来审视道德，即道德相对主义，则应是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的结果。那么，是谁影响了施存统？是谁将这些具有浓烈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片断注入施存统的头脑，且在他激愤的时刻释放出巨大的威力？不少研究注意到“五四”时期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存在着“四大金刚”——四位倡导新文化的教员，他们分别是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和李次九，以及校长经亨颐对校内风气激进化的导向作用，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浙江省教育会刊物《教育潮》主编兼一师国文教员沈仲九。

一九一八年，受经亨颐的邀请，沈仲九出任浙江省教育会杂志《教育周报》主编，这份杂志创办于一九一三年，受到浙江省政府的资金支持，但六年来刊载的文章多为枯燥的教育部律令和省内各地教育讯息，与学生需求相距甚远。“五四”运动前夕，沈仲九将杂志更名为《教育潮》，含有向辛亥革命时浙江留日学生所办《浙江潮》致敬的意味。改版后的《教育潮》在发刊词中称：“二十世纪世界之新潮流，人的潮流也。即基于以人为本位之思想，成为以人为本位之世界大势。”在沈仲九的主持下，这份杂志很快成为“五四”期间杭州学生界中最具影响力的刊物。《教育潮》的代表性文章是沈仲九在第五期上撰写的《我的人生观》。文章写道：“人的特征，最大的只有一种就是自觉，自己知自己。自觉分为三种：人格的自觉，地位的自觉和趋向的自觉。”文章虽未指名道姓地点出克鲁泡特金，但提出未来社会应从私有中解放出来，要为互助而工作，扫除一切因袭的积习，打破道德、宗教、法律等种种痼弊，未来社会将是自由、共产和科学的新社会。处处体现克鲁泡特金“互助”“共产”思想以及对道德绝对主义的批判。文末，沈仲九鼓励青年努力改造现实生活，组织自由共产的小社会来试验新生活。

《我的人生观》是沈仲九将克鲁泡特金学说与“五四”流行话题的巧妙结合。这篇文章很快引起杭州学生的注意。施存统的同学、一师学生陈范予读完此文，觉得“脑子里忽然多了一种见解，要下一种批评”，“已经摸着一点头引子，找出一点小光明了！”不久，陈范予开始自学世界语，阅读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和《互助论》，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平等。另一位一师同学、一年后同施存统一起在上海参与共产党发起活动的俞秀松，认为《我的人生观》“不知唤醒多少梦人，就是我得益于这篇文章也不小”。受该文启迪的学生并不限于一师，在杭州甲种工业学校就读的夏衍回忆自己读完《我的人生观》后，曾兴奋地跑到省教育会向沈仲九当面求教，沈仲九则送给他一本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夏衍看罢觉得社会太不合理太黑暗，非彻底改革不可。《非“孝”》所折射的正是克鲁泡特金的观点，由此可以推断，《我的人生观》同样也启发了施存统。

不过，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据证明《浙江新潮》的发行、《非“孝”》文本的产生，均和沈仲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杭州一中学生阮毅成与同学创办白话文杂志《双十》，鼓吹新思想，招致杭州政教两界多方批评，沈仲九却写信勉励他们“把双十的光明，普照杭州的学生，普照全浙的学生，将来更由全浙而及全国、全世界学生”。他还提醒《双十》关注杭州劳动界，多和劳动者联络，因“劳动者和学生，在中国是最有希望的人”。很快施存统、俞秀松、夏衍等人也加入其中。阵容扩大的《双十》出版了两期后便改组为《浙江新潮》。在沈仲九的帮助下，借浙江省教育会的一间耳房做编辑发行的场所。第一期的《发刊词》提出同仁的理想是改造旧社会，实现“自由、互助、劳动”的新社会。第二期即刊登了施存统的《非“孝”》。

然而，就在《非“孝”》发表前一个月，沈仲九在《星期评论》发表了一部短篇小说《自决的儿子》。《星期评论》由戴季陶、沈定一、孙棣三在上海创立，在一九一九年底至一九二〇年初，是国内最前沿的介绍社会主义的刊物。沈仲九、刘大白和沈定一是故交，他们常为《星期评论》供稿，是该刊在杭州的重要成员。《我的人生观》亦在《星期评论》第十九期上连载。《自决的儿子》刊载于十月五日《星期评论》第十八期。小说讲述了一个在银行担任职员的儿子，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留法勤工俭学会”的章程，决定放弃既体面又收入颇丰的工作前往法国留学，但儿子的这一决定遭到了父亲的呵斥。父亲告诉儿子，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娶妻生子让父亲享福，而非丢下他跑去胡闹。父子之间遂爆发激烈冲突，故事的结局则是儿子毅然远赴法国，甘心在父亲眼中成了一个“不肖之子”。

施存统对沈仲九的这篇小说不会感到陌生，“五四”时期，他在一师成立书报贩卖部，即是《星期评论》在杭州的代售点之一。《非“孝”》发表后，其轰动效应显然盖过了《自决的儿子》，但两个文本不论是在父子冲突的情节上，抑或是儿子在意识到“自己有独立的人格”后选择出走的结局上，几乎完全一致，这应当不是巧合。事实上，施存统最初拟定的标题即是《我决计做一个不孝的儿子》，但写了三千多字后尚未写到主题，便截取半篇，将题目改为《非“孝”》。若仍照原来的题目发表，那么两篇文章的高度相似性，很容易让读者怀疑施存统的写实就是对沈仲九虚构的模仿。作为局中人的陈望道多年后回忆，便认为施存统写《非“孝”》就是受到了沈仲九的鼓励。

那么，沈仲九到底是何许人，他何以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源从何而来？沈仲九，一八八七年出生，本名铭训，字仲玖，绍兴人。仲九是其字的简笔，亦是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废姓后的名字。他还有众多笔名，颇为常见的有天心、信爱和平公。一九〇一年，十四岁的沈仲九便成为徐锡麟的入室弟子。是年徐锡麟至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沈仲九转入该校就读。一九〇五年，沈仲九加入光复会，继续追随徐锡麟到日本。一九〇七年回国至上海，不久受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案的影响，避祸回乡。

绍兴是光复会的根据地，虽是江南小城，但当地无政府主义氛围浓厚。清末，浙江留日学生数量位居各省前列，尤其集中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日俄战争时期，从俄国传来的无政府主义在日本国内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在东京的《天义报》《民报》均对此做了大量介绍，一批绍兴籍留日学生遂受此影响。此外，光复会领袖蔡元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九〇七年，李石曾、吴稚晖、张继在巴黎组织世界社，发行《新世纪》周刊宣传无政府主义。以“反抗强权”和“互助论”为名的克鲁泡特金学说，当时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克氏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成为《新世纪》重点译介和诠释的对象，正在德国游学的蔡元培亦常“协助供给文字”，与世界社关系密切。蔡元培与创办《天义报》的刘师培也有交集。一九〇四年，后者正是在蔡元培的介绍下，加入光复会。刘师培在日期间，通过章太炎、张继结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在《天义报》上同样积极宣传克鲁泡特金学说。

辛亥革命前后，凭借蔡元培在绍兴的关系网络和绍兴留日学生的地缘纽带，当地读书人有着更多的机会接触无政府主义。一九一二年一月，民国初肇，包括刘大白在内的数名绍兴府中学堂师生——绝大多数人是光复会会员，成立了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发起人是蔡元培家乡好友王子余之弟王子澄。中国社会党创立者江亢虎在晚清时便开始宣传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成立后，即宣称永远在野，主张地方自治和社会主义。不久，支部刊物《新世界》在上海创刊。一九〇七年巴黎世界社在上海设立分社，代售《世界》画报。为此，绍兴支部模仿《世界》画报将刊物命名为《新世界》，自称社会主义杂志。刘大白撰文称，社会主义是世界大势，但“欲实行社会主义，必先废孔，孔废则五伦之说亦废”，而后“家族制度破”，“以个人为单位，以社会为一家”，从而实现“无家界、无国界、无种界、无不平等、无不自由、无不亲爱”的新世界。《新世界》还具体介绍欧洲虚无党、无政府党的秘密组织方法，号召男女同校，普及女子教育，支持自由恋爱，实现男女平权。该刊从第五期，还连载弗勒特立克恩极尔斯（即恩格斯）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

尽管沈仲九并未加入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但他是绍兴“徐社”的活跃分子。“徐社”是辛亥后为纪念徐锡麟所设立的地方团体，主要参加者便是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成员。更为重要的是，比沈仲九大七岁的刘大白，除了与沈仲九有绍兴府中学堂的师生之缘，刘大白还娶沈仲九的姐姐为妻，二人亦师亦友志趣相投。虽然，沈仲九民初曾参加由沈定一发起的另一小党公民急进党在绍兴的支部活动，但在思想上他受到了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这群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公民急进党与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支持“浙江自治”、反对中央势力坐大的立场上保持一致。“二次革命”后，中国社会党被迫解散，刘大白遭到通缉，在沈仲九的介绍下前往日本追随沈定一。袁世凯死后国会重开，沈定一被选为浙江省议会议长，沈仲九、刘大白则分别担任省议会总务科秘书和省议会秘书长，直至一九一七年皖系势力进入浙江，沈定一避走上海，沈仲九、刘大白则选择在杭州教育界蛰伏，表面上不再参与政事。

随着“五四”运动席卷到杭州，沈仲九和刘大白重新获得机会。尤其是沈仲九，他利用《教育潮》主编、浙江省教育会干事、一师国文教员的三重身份，一面半公开地在杭州学生界中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一面影响一师新教员的聘用。一九一九年下学期的一师国文和博物教员，经亨颐正是采纳沈仲九的建议，分别聘请陈望道和无政府主义者王祺担任。后者在博物课的讲堂上，借克鲁泡特金的动物“互助论”秘密宣传无政府主义，并在周末组织学生前往西湖烟霞洞师复墓前进行座谈。沈仲九与在上海的沈定一也继续保持密切互动。《教育潮》常会转载《星期评论》的文章，而沈仲九、刘大白则又是《星期评论》的长期作者，《申报》甚至形容沈仲九为“新文化的开路先锋”。一九二〇年初“一师风潮”后，失学的施存统、俞秀松等人也正是通过沈仲九的牵线，来到上海《星期评论》社，试验半工半读的互助生活。施存统同学曹聚仁便认为刘大白深沉内敛，学生不易接近，而与学生关系颇佳的沈定一和沈仲九才是“五四”时期转移东南风气的人物。 

“五四”时期，多种主义纷至沓来，无政府主义无疑是颇为强势的一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风靡之前，众多年轻人甚至社会精英都曾经历过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阶段。杭绍地区自晚清以来便受到无政府主义的熏染。某种程度而言，施存统的《非“孝”》是这一思想在该地长期酝酿的产物。读者阅读《非“孝”》当不能忘却《非“孝”》的“胞兄”《自决的儿子》，阅读一九一九年的《浙江新潮》也不能忘却一九一二年言辞更加激烈的《新世界》。欲理解杭州的“五四”，当不能忘却晚清的绍兴。“五四”运动让辛亥后一度蛰伏的浙江无政府主义者重新活跃起来，不过与晚清时扮演的“革命者”角色不同，他们这次扮演的是“新青年”的老师辈，是激进思想在地方上的幕后推手。也正是因为无政府主义，遂使“五四”的杭州能够与建党时刻的上海自然接榫。当陈独秀一九二〇年南下上海的时候，他既见到了以郑佩刚为代表的广东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师复昔日的亲友与同志，也同沈仲九、刘大白、施存统、俞秀松等浙江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正是后者参与了中共的发起活动，并构成了中共最早的组织。一百年过去了，当回望《非“孝”》原文，可以看到其所折射的是从晚清到辛亥，从辛亥到“五四”，再从“五四”到建党的历史，无政府主义在其中每个历史时间节点上，不论其或明或暗，是主流还是潜流，无疑都是贯穿其中的一条重要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