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口的酒吧“宇宙客厅”有着很浓的学术气息

在酒吧讨论学术，谁讲，谁听？

华清商务会馆地处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和中关村东路的交叉路口，是所谓“五道口”的核心区域：马路对面是清华大学南门，旁边是华清嘉园和中关村第二小学。这里还是北京大学学生前往五道口地铁站的必经之路，同时也辐射到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

这是一座看上去破破旧旧的商务楼，只有17层，却似乎能够满足你所有的需求。1层大堂内永远有排队等电梯的人。3层有祛痘店和正装店，很多大学生的第一套西服就是在这里买的。6层有制作香皂和陶艺的工作室，有围棋馆。8层有理发厅和烘焙坊。12层有几乎总处于约满状态的成都按摩店，还有剧本杀、桌游吧、网吧和游戏店。整栋楼内一共有27家酒吧，我要去的是第16层。

出了电梯口，正对走廊的是一家录像厅主题酒吧，老板是一位电影行业从业者，墙上满是电影海报。它的旁边是一家魔术酒吧，每点一杯酒，老板就会为你变一个魔术。沿着走廊再往里，地板越走越黏，先是路过一家教外国人中文的培训机构，也是这层此时唯一已经下班关门的商户，然后是一家不接待男生的美甲店，以及一家在大众点评上号称全北京酒水销量排名第一的酒吧，年轻人坐满了，在驻场乐队的音乐中聊天喝酒。

我去的酒吧在走廊尽头，叫“宇宙客厅”。“学术性”从进门的第一刻就能感受到，满墙贴的都是最近各个高校举办的学术讲座海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讲辽上京遗址考古实践与探索，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讲东亚的世界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讲海德格尔思想中具体的和可能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讲封土封臣制再认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讲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的社会生活。

目之所及之处，到处都散落着书。坐下来，随手就能从沙发里摸出一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中国佛教造像》，或者《羌族刺绣图像学》《化作红宝石的心血：哈梅内伊回忆录》。就连卫生间的马桶正上方，都有专门的书架，上面摆着亚历山大·柯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他是第一个提出“科学革命”说法的科学哲学家。

这是一个周日傍晚，第二天就要开学了，有的学生在写论文，有的在改简历、听网课。夕阳落下，室内光线调暗，这里就从咖啡馆变成酒吧。

我之前参加过很多场学校里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在书店、咖啡馆办的学术讲座，但这里的氛围与那些都不一样。座位被打散重新布置，并非传统讲座那种一排排相互挤着的椅子，而是零散地散布在各处。每位观众都会领到一张纸，抬头上印着本次讲座的主题，下面是大片空白的横线，让听众做笔记。

听众也不受身份限制，买一杯酒就相当于门票。讲座还没开场，酒吧就满了。店员不断向空隙里摆椅子，后来没有椅子了很多人只能站在后面，于是店员干脆在人群的最后方反向立了一块投影屏幕，用来播放主讲人的幻灯片。

人们拿着酒杯来来往往，大多数是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完全没有传统讲座那般正襟危坐。在酒精的作用下，学校讲座问答环节那种鸦雀无声的气氛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场讨论不断，甚至问答环节也被观众间的直接对话讨论所取代。主讲人通常名校博士起步，清华、北大，也有外国名校，大部分讲的是自己的研究项目，涉猎范围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各种。

学术酒吧活动通常先由主讲人进行宣讲，再进行观众讨论

这也是我参加的第一场学术酒吧活动，它看起来试图打破人们对学术讲座的固有印象，将学术讨论带入轻松的酒吧环境。这类学术酒吧有多火？张家宁告诉我，他们在小红书上发活动招募，控制在六七十人左右，通常放出来三四分钟就报满了。张家宁是“空格酒谈”的主理人，也是每场活动的主持人，瘦高、开朗、爱笑，是个标准的大男孩。作为北京第一家学术酒吧的主办方，他们受上海学术酒吧Banker的启发，从6月份到现在已经做了十几场活动，几乎每个周末一场。之后，这种形式陆续在长沙、西安、武汉、广州等地出现，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成了一种被不断谈论的城市青年文化现象。

如果只是把学术讲座的地点从学校教室换到酒吧，那并不足以让人感觉是一件新鲜事。张家宁觉得讨论才是这类活动的关键。他不想要正襟危坐，也不想要老师讲课、学生听课的模式。为此，在每场活动前，他都会要求主讲人将自己的讲座内容控制在40分钟左右，随即他作为主持人接过话筒，宣布剩下的一个小时是留给大家讨论的。即便如此，观众们明显还是会有惯性，通常在一开始不敢发言，鸦雀无声。

有一场活动，他们请来一位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专门做马克思主义女性研究的博士生来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从马克思主义的私有制、平等等角度来讲女性主义。那场活动爆满，来了120名观众，但主讲结束进入讨论环节后，没有人主动举手发言。随后两位男性观众拿起话筒先发言，立马激起了女性观众的表达欲。

“我们的目的是把整个场子氛围炒热，以此形成一种对话的氛围。”张家宁对我说，“公共交流的基础，一定是观众与观众之间的讨论，随后主讲人加入到观众的讨论里，无论对错，每个人的意见都能被充分表达，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去聊，每个人也能听到别人的意见，听到主讲人专业领域的意见，观点与观点碰撞，才会产生出新的东西。我觉得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会有很好的体验和收获。”

张家宁对讨论的体验源自上学时最喜欢的一系列讨论会。他研究生阶段读的是虚拟现实与互动专业。来读书会的同学哪个专业的都有，有艺术哲学的，有文学院的，也有计算机科学、脑科学的，每个人的学术背景都不一样。老师经常组织他们进行讨论，有时还专门邀请一些外校的学生加入。张家宁观察到，老师抛出问题让同学们开始讨论，并鼓励同学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后来他才意识到那是平等的氛围，老师希望看到每位学生的意见，关注到每个个人的思考。

那样的讨论会，经常到了晚上10点就结束了。如果没有聊尽兴，学生们通常会结伴去学校附近的酒吧，点杯啤酒，聊到尽兴再走。在学校边的酒吧里，脱离开学校和教授，每个人都会聊点自己真实的想法。“不管在学术上是否会有偏差，但至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实的体验。”张家宁说。

观众讨论被认为是这类活动最重要的部分

后来张家宁他们一直延续着这样的传统，他们通常会在周末的晚上攒个酒局，请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朋友聊海德格尔，请在北大读书的朋友聊福柯，大家谈谈目前的研究，也谈各自的论文方向。通过这样的酒局，张家宁认识的各个高校朋友越来越多。

张家宁今年夏季研究生毕业了。按理来说，他们这个专业的就业方向是去“大厂”做产品经理。他之前也去一个大厂实习过，做的都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他不是很喜欢。此时他正好看到上海有人做起了学术酒吧，负责人是他朋友的朋友。他数了数身边那些博士朋友“资源”，觉得自己也能搞，于是组建了北京的学术酒吧。张家宁他们只是活动组织方，自己没有酒吧实体，所以就找自己常去喝酒的酒吧老板谈场地合作。第一场活动他们本来想着会来20人，没想到最后来了75人，活动还没开始就坐满了，当天他们小红书500人的群也满了。

第一场的主题是“不自制与失败：心理冲突抑或伦理无力？”，他请的朋友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和牛津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刚刚毕业，他讲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去讲自制。话题看似没有门槛，但其实属于分析哲学的范畴，里面有很多公式。主讲人在观众座位中间来回穿梭，引导大家进行讨论，他还专门设计了一套理论公式系统，比如观众说自己想吃冰激凌了，他就会把“吃冰激凌”填进这套公式系统，最后推导出属于自制还是不自制。

那场活动结束之后，很多观众开始问张家宁下一场什么时候办，还有酒吧老板来找他谈场地合作，这让他们突然觉得，这件事有戏了。此后的几乎每个周日，他们都会办活动。随着被关注度越来越高，源源不断有人找到他自荐成为主讲人，他们往往是博士在读或者刚刚毕业，想拿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听一听外面的意见，想知道这些东西到底与现在的社会是否存在一个联结，大家感不感兴趣。

高校博士们的试讲台

曾笏煊正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念博士第二年，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大陆20世纪左翼文学。清华大学有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会不定期举办青年学者工作坊，通常是一天的会议，由20位左右的博士和博士后参加，围绕一个主题每人发言15分钟，再由现场的评议老师进行点评、讨论。有一天，工作坊的主题是帝国主义，曾笏煊准备的题目是“左翼视角下的宫崎骏”。一般来说，大众对宫崎骏的接受是一种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甚至是小资产阶级化的方式，往往只把他的动画电影看作是青春、恋爱的主题。但他的发言，从宫崎骏父亲是日本战时飞机制造厂厂长讲起，讲到宫崎骏创作初期深受日本战后左翼运动影响，最后谈宫崎骏的政治、历史视野，以及他如何通过电影中的各种隐喻、细节来反思战争和反思帝国主义。《千与千寻》反思资本主义和文化殖民，《起风了》描绘“二战”期间日本、德国、意大利内部的抵抗、自省及其限度，《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则是反省了宫崎骏的个人家族史，以及批判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最终走上帝国扩张道路。

这种学术会议每人只讲10到15分钟，并且发言的人很多，所以交流的时间有限。此外，由于代际差异和学科背景，部分与会者对宫崎骏、动画的相关话题也不甚熟悉，这客观上不利于深入对话。

很快，张家宁通过朋友找到了他，邀请他来学术酒吧也讲一场，题目定为“批判与自我批判：左翼视角下的宫崎骏现象”。

那是一个周五晚上，曾笏煊从清华宿舍骑车来五道口的酒吧。原本学术会议15分钟的发言变成了一小时的讲座，之后的讨论也像曾笏煊料想的一样“跑题”了，“因为观众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生活背景，不像在学校里，在专业学科领域的范围内，通常讨论方向是固定的”。不过曾笏煊料想不到的是，观众们的提问尽管不专业，但都很真诚，是从他们切身角度出发去讨论问题。“有时由于时间、身份等条件限制，在一些学术场合的社交是比较客套的，那种情况下你很难获得别人真诚的交流。”曾笏煊对我说，“此外现在网上缺乏理性、平等讨论问题的环境，意见不一致就会戾气放大，但在现场，当你真正地面对这个人，与他交谈时，就会以一个相对温和、相对理性的态度来和他讨论问题，这对所有人都是好事。”

对他自己来说，这场学术酒吧的活动也是一种鼓励。“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有人感兴趣。人们最近在谈学术酒吧时，经常会说高等教育扩招或博士贬值以及出路焦虑等问题，其实不只是博士，当代年轻人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人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缺少正向反馈，而这种活动，确实可以给我带来这种正向反馈。有些观众就表示，讲座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新的看宫崎骏的角度，让他们感动。实际上知识是很容易忘记的，我们经常忘记自己听过什么讲座或者看过什么书的具体内容，但我们有时候会记住那些心声相通、感动人心的瞬间，它在记忆中会逐渐模糊，可带来的正向反馈或许更为长久。”

刘抒悦是通过小红书自己找到张家宁的。她刚刚从北航研究生毕业，马上要去英国诺丁汉大学读博士，因此她想讲一场，听听大家对她论文题目的反馈。

学术酒吧这种形式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去年暑假，她报名牛津大学的短期学习班，在那里上了一个多月的课。牛津大学是学院制，她上课的学院在牛津市中心，面积非常小，都是非常古老传统的建筑。在牛津每天下午5点之后几乎所有的店都关门了，所以同学们如果想一起聊聊小组作业或者进行其他课后讨论，每个学院配置的酒吧几乎成了唯一的选项，这也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和学术传统。

五道口这边，学术酒吧的观众通常来自周边的大学

在五道口，她讲的主题是自己的硕士论文《夹缝之间：华裔美国移民历史与文学演进》，通过梳理华裔美国文学历史，来讨论历史、族裔与身份。观众的提问果然给了她预料之外的启发，比如有人问她分析的文本中展现的人物形象和主题变迁是否与当时的外交政策有关。这让刘抒悦看到了自己研究的局限，“如果只从文本出发可能会很单一，我以后应该把自己的研究扩展到更现实的社会语境里，产生一种交互，可能会有更真实、更全面的结论”。

认识新朋友也是那场活动的意外收获。很多观众会后与她聊自己的研究方法，后来她还与其中一位女生一起做了一个科研项目。那位女生从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定量社会学硕士，中间间隔一年，正好来听了刘抒悦的分享。她在美国留学，给刘抒悦讲了纽约法拉盛唐人街的情况，以及她的一些华裔美国朋友的现状。“这些信息，我以前只能通过文本或者B站了解。”刘抒悦说。后来两人一起做了关于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研究课题。

张家宁主办的活动，主题通常集中于人文社科领域，但他和同伴们也尝试过理工类课题。一位首都医科大学的四年级博士生找到他，希望讲自己的研究，关于如何使用人工智能长期监测、诊治糖尿病。张家宁最初觉得这题目离大家太远了，更应该在医院去进行类似的讲座。不过随后他看到背后隐藏的人工智能如何介入医学诊断的话题，也与大家切身相关，并且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人工智能已经很大程度上介入我们的诊断之中了，此外这背后还引申出来一系列伦理、数据安全、责任主体等问题。他觉得无论从理工科还是人文社科方面都有讨论的价值，于是他和老师共同探讨修改为这个题目：“人工智能嵌入医学诊断的道义之维与伦理风险——以管理糖尿病为例”。

那是他们的第九场活动，当时他们在北京已经积累了声量，同样是发布招募4分钟后就报满了，甚至有观众从西安过来专程参加这场活动。不过依然出现了张家宁始料未及的情况。在讲座前，他对主讲人一再强调，不要太专业，要为观众降低门槛，结果来听讲的不仅有大厂的人工智能开发人员、产品经理，还有首都医科大学的麻醉医师，以及北京大学医院的副院长、急诊科主任。

结果主讲人更倾向于去做科普内容，观众偏向于前沿学术交流，大家的方向有偏差。到后来，北大医院的急诊室主任接过了话筒，作为从业者给大家讲了现在人工智能与医生的协同情况。比如在呼吸科，如果病人去做CT筛查肺结节，人工智能一定比医生看得更准，因为结节早期很小，只有几毫米，人工智能可以精准识别。主任也生动地表达了自己很个人化的观点，比如他不信任人工智能，更不喜欢问诊时病人拿着网上的人工智能问诊诊断来找他。

那场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但张家宁作为主持人感到吃力，因为都是“领导”在讲话，他很难主导谈话方向。那场之后，张家宁也进行了反思。一旦参与讨论的人带有明显的身份背景，讨论就不再是以平等为基础了。如果接下来他们请更知名的嘉宾来做主讲，之前那种开放、自由的讨论和交流，还会有吗？

临校空间，短暂的生活实验

撇开“学术酒吧”这个有着当下社交特征的新名词，张家宁他们在五道口发生的这些故事其实会让人联想到一个曾经熟悉的描述：临校空间。

海外高校周边曾出现了一种非正式学术讨论空间，被称为“Sci Bar”，在没有学术大佬参与的前提下，学者们去和不同身份的人对话，听不同的声音。在国内同样如此，带有学术气氛的非正式空间此前就已经在清华北大边上的五道口附近出现，除了万圣书园、豆瓣书店，曾经的雕刻时光、野草书店、三联书店、单向空间、学者驿站咖啡、桥咖啡等都吸引过人们慕名前来，还有北京大学医学博士开的、根据客人发表文章影响因子来确定打折多少的柳叶刀烧烤。

在很多城市的大学周边，像上海同济大学旁边的赤峰路、长沙大学城的麓山南路，都存在这样的“临校空间”，它们靠近学校，占地空间不大，隐藏在小街小巷或者老旧的商务楼里。

最初那段时间，张家宁他们以“游击战”的形式到处借用别人的酒吧办学术讨论时，考察过北京的很多酒吧，从能蹦迪的、商务范儿的，到这种临近大学校区的。按照他的观察，“朝阳更广，海淀更深”。偏流行的话题，他会选择放在朝阳的酒吧，比如一位爱丁堡大学硕士、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博士生讲“武术身份的现代困惑——技击现实与银幕幻想的交界”。马克思主义女性研究那期，也在朝阳，下面听讲的，穿着时尚的上班族更多。而偏学术、偏深度的话题，通常他们会放在海淀的酒吧，这里学生观众更多，他们往往接受过学术训练，在讨论时，表达、用词、观点都更专业。

五道口的酒吧自然是他们重点考察的对象。华清商务会馆那栋楼里，他们起码与5家酒吧聊过，最后觉得，16层的“宇宙客厅”最合适，也就是我探店的那家，塞满了书，墙上贴的都是周边各个高校人文社科的讲座海报。张家宁去找他们老板聊，结果对方说也正在找他们，于是一拍即合。“宇宙客厅”成了他们的主要场所，几乎一半的活动都是在这里举办的。

当我去“宇宙客厅”参加张家宁他们的学术酒吧活动时，讲座期间我周边穿梭往来的都是学生模样的观众，只有一位中年人有些不一样，他40多岁，站在那里张罗新进来的观众找空座。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这家酒吧的房东兼合伙人，自称“老宇宙”。酒吧的客人有几个微信群，每天早上，老宇宙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群里转发十几场当天将举办的全国各个高校的学术讲座海报。他2022年买下这处400平方米的空间，一心想把它做得“学术味”重一点。如今这里成了周边师生们的据点之一，有时也能碰到清华北大的老师带着学生们来坐坐，或者周边理工科学校的师生们下了实验来喝一杯。

城市规划学者、青年建筑师陈昊一直在研究这种临校空间，他也称之为“临校区域”。早年他在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系就读，2021年听说深圳大学附近的桂庙新村拆迁，他决定回去看看。最初他只是想去拍照做个纪念，结果越挖越深，在老师和同事的建议下，他开始研究临校区域。陈昊告诉我，作为校园与城市两个明显异质空间的中间过渡区域，临校区域能得到高校师生的青睐，是因为它有完全不同于校园中集体经济形式的生活模式，师生与居民，在此重构了校园生活的另一面。当师生与临校区域的居民的互动，更多在个体之间发生，而不是以机构或群体之名时，有效避免了权力上的压迫。临校区域对师生在此进行的社会、学术实践也足够宽容，甚至为了生意而去迎合师生喜好。

在这里，由此形成了一片特别的文化土壤，一种不同于校园的文化氛围：没有学分，没有考试、论文、考核，没有课堂等级秩序，无论师生，参与全凭个人兴趣。在这样平等且相互尊重的氛围下，交流更容易自由表达。在这种非正式聚会小空间里，学生们更有机会认识同好、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

在临校区域，学生们以城市一分子的身份认知城市的运行模式，切实地参与到了自己生活的创造之中，补上当代高校所匮乏的城市社会教育。尤其是对于刚刚脱离中学集体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大学新生，更是一种新鲜而深刻的生活体验。

临校区域是美好的，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实验也是短暂的。在五道口，每年有13万学生毕业离开，还有13万新生入学。“老宇宙”也感慨，很多老客人到最后只留下一句“我毕业了”，就走了，去面对更现实的生活。

张家宁也在面临更现实的问题。为了学术酒吧活动能保持每周一场，他找选题，找合适的主讲人，准备主持和讨论内容，尽管很忙，却没有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从酒吧得来的酒水分成，需要支付他们每次为活动自己打印的物料费用、新媒体运营费用，每次活动结束，大家一起吃个饭，然后就不剩几个钱了。他也在找工作，同时也在联系博士生导师，打算申请博士学位。因为做学术酒吧，他也接触了很多高校社团和圆桌讨论会，他也会想，学术酒吧这件事火了是因为热度，还是真的有需求？

“当我们喝酒的时候，确实可以帮我们拔出来一些，更超然一些，去聊一些形而上学的事情，能够给我们成就感，但人总有酒醒的时刻，总要最终面对社会的现实。”张家宁对我说。但他喜欢读书，渴望讨论和交流，虽然也清楚当下社会盛行工具理性，不过他仍旧相信，自己正在做的这些事情，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