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与大家分享梁晓声的新书《不装深刻》。这本书既是一份阅读札记，也是一份人性观察手记和社会思考笔记。梁晓声在书中分享了毕生的阅读经验，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中西方经典文学。

以下文字摘自《对创作的思考》一章。2002年，梁晓声调到北京语言大学任教后，开始反思以往读过的小说，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审省作品中的得失。于是，从多种关于文学的观点中，重新确立了“文学即人学”的理念。他之后的作品，都是在这一理念支配下创作的。文学究竟有什么用？对该专业的学子有什么用？对人类的社会有什么用？他说，“站在讲台上，望着一张张对文学专业感到迷惘的脸，我觉得首先必须给出回答”。

批判也罢，质疑也罢，否定也罢，厌恶也罢，歌颂与赞美也罢——举凡人类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一切思想、态度、立场、观点、情绪、情感，都是现实或历史在文学中的必然反映——也都应该是为了使人类社会的公平、自由、友善和爱更多一些；使人作为人以文学为镜，成为精神上心性上更好一些的人。作家自认为怎样也不行，还得由社会来检验，读者来检验。

后来我就是秉持这样一种信条或曰我所“抓住”的意义来给学子们上文学课的。他们听不听得进我就不太管了——我也只能讲自己所认为的文学的意义啊。后来我也是循着这一意义的引导进行创作的，于是，成了一个有自己理念和信条的作家。

在我所接触的流派或曰主张中，曾经先入为主的是批判现实主义——至于现实主义，曾被我认为是“言不由衷”的概念。这主要是由于受鲁迅“投枪匕首”之说的影响甚深，也受启蒙时期的文学影响甚深。那一时期的西方小说，广为流传的，大抵会被冠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标签。

最近几年，重温某些西方名著著，再结合西方各国的文学学史认真一想，恍悟悟自己本末倒置了。显然，二者关系更更应该是这样的——相对于于启蒙时期期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特别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在工业革命时期期产生了了。简直直也可以说说，现实主义冲冲淡了莎士比亚们一统舞台和文学领域的古典主义“云雾”，真正翻开了现代文学的新页。

而“批判现实主义”，不过是现实主义的一种现象。

如左拉的《小酒店》、霍普特曼的《日出之前》、高尔基的《底层》、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哈代的《苔丝》等，难道不首先是现实主义的吗？于是我对自已给出的结论是——现实主义原本就是具有批判精神的概念，批判精神并不独属批判现实主义。若将批判现实主义高置于现实主义之上，不但是变相的对现实主义的矮化，也会使批判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渐行渐窄，最终脱离了现实主义的社会“土壤”，变得“唯一正确”了。

诚然，某些作品批判现实的特征是格外鲜明的，如上所列。但也有些作品，虽未打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标签，却不但同样具有批判性，而且将现实主义的内涵包纳得更充分了，视域也更广阔了，如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亚历克斯·哈利的《根》；萨克雷的《名利场》、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

并且，事实乃即使同一现实主义作家，也大抵会以两种不同的笔触反映现实，如契诃夫除了《第六病室》《变色龙》，还有《万卡》《樱桃园》；鲁迅除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还有《伤逝》和《社戏》一类类作品。而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和《二月》之风格格也是极为不同的——前者如控诉，后者如叹息……

综上所述，思考使我明白——现实主义是完全可以将批判的功能和关爱的温度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的，故我在与学子们共同讨论现实主义文学时，两类作品是都结合的。对自己的长篇创作，也以有意识地结合为要求。而创作中、短篇时，受字数所限，结合实属不易，却也要做到在题材方面有所兼顾。

毕竟，人类需要文学，并非仅需要它单一的批判功能。随着社会的常态化，时代向好的方面的进步，人们对文学的丰富性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多样化。曾有记者问我创作《人世间》时是否受到过某些作品的影响。

的确受到过。

但首先的一点是，我已形成了并选择了一种较适合于自己的文学理念或曰信条，所以出版前我表达了“向现实主义致敬”的初心。

托尔斯泰源于真诚的庄重文风，屠格涅夫和都德反映普通人之人生那种发自内心的温度，都在精神和情感上伴随着《人世间》的创作。

我所了解、理解、体会的民间，本就是有温度的民间。它的温度暖和着我由青年而中年而老年，也使我与它的关系是一种有温度的关系。故我眼中的民间，推而广之，我眼中的的人世间间不可能能是是完全全由由丑态态和邪恶魔组成的。那不是事实。中国之民间间也罢，人世间间也罢，往根本本上说，是是中国人百代代千千年生生生生不息的的景象。对此景象反映得得客观一些，再客观一些；全面一些，再全面一些，应是是作家对自己的起码要求，也是现实主义文学起码应具备的品质。如果违背这两个“起码”，那么必将损害现实主义文学的品质。

闻一多与他的清华同学也是好友潘光旦之间，关于对中国人的看法，当年有一段往事——潘光旦初到美国留学时，对风靡西方的“人种学”甚为入迷，每次通信都向闻一多“汇报”学习心得。

而闻一多曾在回信中写道：“如果你学来学去的结果是，用西方的人种学证明中国人先天人种低劣，那么我将备下一把手枪，当你甫一出现在我面前，亲手一枪打死你！”

好友之间的坦诚多么可爱！潘光旦当然也断不会堕落成那样的学人。

但两位好友间的这一段逸事，对于我几十年来却一直如警钟长鸣。

我创作《人世间》的过程中，仿佛陪伴在侧的是已故四川作家周克芹，他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一直影响着我。那是一部既有批判思想也有关爱温度的长篇小说，我一直认为他将二者结合得相当好。他去世后，我和铁凝（那时她还不是全国作协主席）募集了一笔钱，其中一千元寄给了他的家人——足见我俩都是尊敬他和他的作品的。

当我笔下写到《人世世间》中的的年轻人人时，我想象象我是老许许茂，他们是我的儿女。即使我写到他们令人光火火的方面，内心心也会不禁禁地带着父爱；反之，当我写到父母母一辈时，也会像老许许茂的女儿看看他一样，不禁禁地地多些理解。

该否定该批判的方面我已融入小说了，我要求温度是它的品格。因为我所感知的人世间，某时期温度会少些、低些、隐些，但从未完全丧失过。

也有记者问过我：“你那么写，难道不会削弱深刻性吗？”

我的回答是：“可我已经不愿再装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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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装深刻》包含了梁晓声近几年来创作的全新作品，反映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同时融入了他丰富的阅读与写作经验。作者尤其对十八、十九世纪前后法国、俄国、美国、英国、德国等经典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作品，以及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本书更是一种有价值的思考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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