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提琴家、心理医生克莱尔·奥佩尔（法国文化 供图）

音乐能够与病人产生联结，最重要的是振动

克莱尔·奥佩尔背着大提琴从雨中走进来，她的优雅和带着微笑的亲和力很快感染了我。读她在《舒伯特绷带》一书中写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自闭症儿童和临终老人演奏大提琴的记录，我感受到的是她文字中涌动着的原始力量，那是独属于诗人的一种蓬勃生命力，来自于幽深的地下，野性、危险、热烈而富有戏剧性。

克莱尔的身份首先是毕业于柴可夫斯基学院的职业大提琴家。除了在养老院和青少年中心为老人和孩子们演奏，她每年也有很多场音乐厅里的大提琴演出。她的职业生涯始于8岁随父母去巴黎听的一场音乐会，她“对大提琴一见钟情”，“它把我击中，比一声惊雷更震撼”。这件有着炽热、圆润和哀怨琴声的乐器，至此成为她终生认定的乐器。而让她同时成为一位音乐疗愈师的触机，则是14岁时她在圣日耳曼昂莱的诺瓦耶公馆举办的第一场音乐会。她一定在很多场合无数次讲述过这个故事，但她仍然耐心地告诉我，音乐会结束后，一位身患癌症的女士来到她面前，对她说，“如果您是位医生，您已经治愈了我”。这句话是克莱尔人生中的一个顿悟时刻：“我知道我无法治疗癌症这样的疾病，但这句话让我猛然一震，仿佛突如其来地锁定了一种根本的直觉，滔天巨浪在我灵魂深处缓缓涌动。”她开始去养老院和儿童中心这些地方为病人演奏，希望有朝一日能像父亲那样成为一名医生。

1989年，她到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大提琴。那是一段并不总是愉悦的求学经历。她的老师是一位有点典型的俄罗斯教练，冷酷独断，将专业精神奉为最高信条。克莱尔告诉我，那是一段没有任何爱的创伤性经历。当她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的报告厅里拉起她的大提琴时，那种如泣如诉的质感传递给我的是手臂、手指与金属共振的感觉，从那些似有千钧之力的低沉爆发中，你能够捕捉到肌肉记忆中携带的痛苦震颤。当她之后向我讲述音乐能够有效重建重症和临终病人的尊严时，我猜想，正是莫斯科的这段经历丰富了她对音乐疗愈作用的理解。

在莫斯科学习了四年后，她去德国深造，参加了一些大赛，也开始在欧洲音乐厅演出。这时，她遇到了对她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位人物，自闭症领域的临床心理学博士霍华德·布滕。1996年，在巴黎卢浮宫音乐厅召开的一场名为“艺术与医学”的研讨会上，布滕提到“我们对自闭症尚一无所知”，这让克莱尔内心触动。几周后，克莱尔在巴黎拉尼拉格剧院观摩了布滕演出的小丑布福。克莱尔走进他在后台的休息室，问他能不能共事——这是两人合作的开始。

布滕主张克莱尔不要阅读任何有关自闭症的资料，音乐疗愈的旅行没有故事可以叙述，而是穿越了起伏的纯粹情感之地。

在《舒伯特绷带》中，克莱尔详细描写了2001年在亚当·谢尔登自闭症儿童与青少年医学教育中心为18岁的自闭症青年大卫演奏巴赫《降E大调第四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场景：“他躺在地上，脸转向墙壁。一片寂静。我拉响大提琴，他庞大的身躯蜷缩得更紧了。大拇指放在耳边，手指在眼眶里按得更深。……整整一年，每周五，我在大卫紧紧堵住洞形耳朵的寂静中为他拉琴，每次从巴赫的六套组曲中选择一组，从头到尾拉一遍。

三周后，大卫的手指终于从洞形耳朵上挪开，他快速地瞄我一眼，很快又再次塞住耳朵。

初春时，大卫第一次笑了，笑了一秒。大提琴声一次次响起，他微笑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长。

5月初，他挪动身躯靠近我的大提琴。他抚摸它，闻了很久，还会舔它。他把头搁在面板上，看上去十分高兴。

6月，大卫站起身，一个人爬上钢琴前的琴凳。……我们开始了最初的音乐对话。”

克莱尔告诉我，音乐能够与病人产生联结，最重要的是振动，声音的振动能够对身体发生生理层面的作用。纯粹音乐不依赖于语言这种人类构造物，是在本能层面上交流情感。通过音乐交流，克莱尔发现，大卫生活在紧张与不和谐音程的世界里，钟爱小七度，当他从钢琴黑键跨入白键，他在低八度里发现了喜欢的音程。在他的探索过程中，克莱尔所做的是用大提琴回应他，亦步亦趋地模仿他。当他在保持原来音程结构不变的基础上拓宽了音域，她也跟随他，直到大提琴的声响和律动攫住了他，开始引领他，直到交替的琴声化为交融的琴声。

与传统心理治疗相比，音乐治疗的过程不再只是药物和倾诉，而是通过对音乐创造过程的参与，来表达、释放和疏通情绪，从而最终治愈。但我好奇的是：当音乐在大卫身上引发了触动后，他是否能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声音世界？能否慢慢与外界交流？就如克莱尔书里的大部分故事一样，在那一刹那的奇迹之后，会有什么影响持续发生在病人身上吗？

10分钟的舒伯特相当于5毫克奥诺美

2007年，克莱尔开始在图尔医学院学习艺术治疗，她希望获得专业地位，以新的方法工具、策略和语汇来定义自己的工作。四年后，她遇到了另一位对她影响深刻的医生，让-玛丽·戈马。1995年，戈马在巴黎圣培琳娜医院创立了姑息治疗科。他认为音乐可以在他的医护团队中发挥重要作用，多年来一直在等待一位音乐治疗师把他的一些期待为临终病患落到实处。在这个科室里，克莱尔作为雇员，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开展了以治疗为目的的一系列现场音乐活动。在她的书中，克莱尔以文学的笔调记录了一些临终关怀的演奏，其中有一位凯斯勒太太，成为这些故事的女主角。

2012年，克莱尔在阿莱西亚科里安花园医疗养老院里遇到她。当时她手臂上的伤口化脓了，需要替换绷带，但她开始尖叫挣扎。刚好看到这一幕的克莱尔在大提琴上拉起舒伯特的《降E大调钢琴三重奏》。两个小节后，凯斯勒的手臂放松了，尖叫声戛然而止，房间恢复了平静。一位护士邀请克莱尔一定再来，“带上‘舒伯特绷带’”。那一周，她两次回到养老院为凯斯勒太太的伤口包扎伴奏，音乐缓解了她的疼痛，她笔直地坐在扶手椅中，张开双臂接受护理，脸上散发出容光。一年后，在圣佩琳娜医院，面对100多名临终病人，克莱尔把她自发实验的“舒伯特绷带”打造成一套规范的护理流程。戈马评价她的工作说，“10分钟的舒伯特相当于5毫克奥诺美（一种吗啡类镇静药，用于治疗严重癌痛）”。

克莱尔告诉我，对于在病痛中受折磨的人，对于即将面临死亡的人来说，“音乐将人的尊严感带回给他们”。重病是一种自我遭驱赶的经历，它攻击身体，各种能力相继丧失。它质疑个人操作自身的能力，使人陷入缺失，对自己感到陌生，失去稳定可辨的处所。很多病人都会逐渐丧失尊严的感觉，音乐重新唤醒属于他们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还保存着病人健康的那部分自我，保存着他们对于愉悦的感受，音乐就是要将他们与自己的这个空间联结起来，“这种重新联结的感觉会让他们免于死亡的恐惧。音乐是对生命的呼唤”。

2015年，凯斯勒太太的状况开始恶化。她整日整夜呻吟，吐字发声变得模糊，再也没法吟诗，但仍然会在大提琴声中获得愉悦的战栗。当克莱尔告诉她，她是她“舒伯特绷带”故事的女主角时，凯斯勒充满尊严地坐在椅子上，仿佛能够战胜剧烈的疼痛和焦虑。两年后，她转入姑息治疗科，靠注射吗啡和咪达唑仑缓解每日的剧痛，极度消瘦，皮肤呈半透明。克莱尔再度为她演奏，“我看见死亡在她干涸的嘴角边游荡，她睁开眼睛看向我，憔悴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不久，在为她最后一次演奏舒伯特的过程中，克莱尔随着她的呼吸节奏演奏，“她的呼吸一度停下许久，在一些小节，她炽热地呼吸；一些小节，她短暂地停止呼吸”。最后，生命再次涌入她的身体，她又呼吸了一口，整个生命都集中在扩张的胸腔，这是处在终点的生命力量。这一天，克莱尔的病历中记着，“难以置信：Rudkin镇静评分3分的病人唱歌了”。第二天，这位自身对艺术有着深刻领悟能力的凯斯勒太太平静离世。

与推崇直觉的霍华德不同，戈马鼓励克莱尔参与研究和分析，她的探索正在临床研究的方向积累成果。2013年开始，他们开始了一项由一个医疗团队参与的临床研究，研究的主要治疗目的是缓解护理行为中产生的疼痛和焦虑，包括峰值时段的剧烈疼痛，在三年内研究200个病例。他们确定并详细描述了所有环境和方法因素：病人和病症的数量与类型、认知障碍、视觉或听觉衰退情况、综合语言能力、镇静剂和精神药物对交流的影响、警觉程度和交流程度、病人对艺术的爱好程度、因人而异的个性化曲目，等等。在法国阵痛缓痛资源中心的协助下，他们详细列出了护理前、护理中和护理后需观察比较的临床指标。这种量化的、带有批判性的目视，是临床活动一种真正的处理程序。

2016年，克莱尔的团队公布了“舒伯特绷带”项目112个病历的研究结果，病人的疼痛程度减弱了10%～50%，近90%的病人焦虑得到缓解。然而，这个项目基于情感分享的主观性，让它难以被完全准确量化。这场探索留下了许多期待答案的问题：照护者对临终病人所经历的恐惧是否确实可以测量？量化情感是否合理，是否能将感觉换成数字填入表格？尽管有很多量化和统计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比如护理介入评估者难以完全剥离的主观性），但也许更有意义的问题是，是否只有可测量与可量化的科学研究才是唯一可靠的？

对克莱尔来说，她是依靠音乐家的直觉来处理和控制场景的。她知道巴赫的哪一号组曲能使人平静下来，也知道哪支曲子能让人从具有攻击性转变为友好，也知道哪段奏鸣曲乐章或音程能激励病人参与到合奏中。要将这样的艺术直觉变为疗愈流程，使音乐疗法成为一门经得起审视和方法论考究的学科，还需要更多积累和总结。随着医学科学与医疗技术的发展，医学日渐趋离了它的人文和社会属性，过度依靠仪器设备与化验结果，过度依赖药物与手术，使得医学忽略了病人的心理因素。健康是人类应对死亡、疼痛和疾病的能力，在一场由科技发动的消灭疼痛、疾病与死亡的战争中，或许，艺术与音乐应该拿回它们应有的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