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秋千》，约1766年，布面油画，81x64.2厘米，伦敦华莱士美术馆

奢华游戏

弗拉戈纳尔描绘秋千那幅作品的原名，叫作《秋千的快乐偶遇》（Les HasardsHeureuxDe L’escarpolette）。收藏它的华莱士美术馆，把它简称为《秋千》（The Swing）。我更喜欢这种简洁的名字。

整个图景是一个女性坐在秋千上，正飞荡到最高点，她衣裙飞舞，一只鞋被甩出去。她前方的蔷薇丛中有一个年轻男子，明显看到了她裙底的风光。而她的身后有一个老年男人，正在掌控着秋千的绳索。

女主角穿着最时髦的法式袍子（robe à la française）。这种装束来自法国17世纪的女性睡袍，而后成为时尚经典，传遍欧美，是洛可可教母蓬巴杜夫人的最爱，华托的画中时常表现的着装。它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增加了服装的表面积，人体的前后用裙撑尽量往外延伸，呈现一个撑起来的接近长方体的椭圆体，而因为外袍前身敞开，后腰是松身的，所以后身显得格外飘逸。这种设计使丝绸本身的质地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得以最大展示。因此这种裙装本身分量不轻，一件最普通的法式袍子重量在4～6公斤，豪华一些就会更重。

而秋千飞荡的重力，使裙子的重量感消失，几乎成为羽毛般轻盈。裙子的颜色也是当时最流行的蓬巴杜粉。这种粉色来自最浅淡柔和的玫瑰品种，跟女人脸上的红晕、飞出去的缎面鞋子，和男人由于兴奋而产生的面色，以及他身下和胸前别的蔷薇，都呼应成趣。蓬巴杜粉在丝绸上的效果，需要用来自南美墨西哥的胭脂虫（Dactylopius Coccus）来染制。人们从多刺的仙人掌上捕捉胭脂虫，晒干研磨，提取它们分泌的酸性物质来调制染料。这种颜色闪亮牢固，是化学染料发明之前最醒目的粉色来源之一。由于过程的艰难和长时间运输，也是最昂贵的染料。所以18世纪的粉色并非只属于女性，而是属于一个阶层。

在蔷薇丛中的男人，也处于同样强度的动态中，他的姿势很难维持，多刺的蔷薇丛需要不断拨开，身体需要卧倒隐藏，而脖子需要抬着以便可以观看倏忽往返的美色。他衣着齐整，甚至手拿搭配正装的三角礼帽（tricorne），全然不像准备在花草丛中打埋伏的野战打扮。戴着当时流行的银白色假发，象征着智慧和权力，而来自精研土豆淀粉甚至铅粉的染发剂，需要精心打理照顾，成为贵族阶层的符号之一。这个男士浑身典雅的银色和灰色，跟处处浮现的蔷薇粉形成优雅搭配。

故事发生在一个深幽偏僻的花园中，古树茂密参天，没有修整，和凡尔赛几何风完全相悖，但我们能看到蔷薇下被压倒的花架，以及他们身后的花园铁艺隔墙。远处有瀑布和瀑布下的雕塑。而左后方，还有似乎在接吻的一对男女的身影。画面左边的雕像来自同时代雕塑家埃蒂安·莫里斯·法尔科内（Etienne Maurice Falconet）的《警示的丘比特》，象征这是一桩秘密的风流事儿。右后方还有两个互相搀扶的丘比特，似乎担忧着什么。而一只应该是女人宠物的小狗站在秋千下，似乎也参与了这种担忧。

了解这是一个花园的一部分，而非山野，也是很重要的方面，说明他们在一个可以拥有广大面积古木树林的花园中，他们在皇室贵族的领地上。

可以让我们理解更深的是弗拉戈纳尔收到的委托信，信中的要求如下：

“我希望你把女士画在一架秋千上，由一个主教推着。你把我放在一个可以看见这个美人裙间风采的地方，如果你想要你的画作更生动，你还可以更进一步……”

这个至今未能完全确认身份的委托人，唯一被所有历史学者承认的就是，他应该是当时的某位包税人（fermier général）。包税人通过拍卖，购买替国王征收重要税款的权力（包括土地税、盐税、各类产品关税以及教会的什一税等）。他们通常向国王缴纳约定的金额，然后从多收取的金额中牟利，是萌芽的金融大资产阶级。从这个委托中，我们立刻可以看到的是，18世纪中晚期的巴黎社会的政治经济腐败，身居半官方财政要职的人可以发出这样的委托，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留下了这封信，也没有对图像的目的和后来的展示有所避讳。

我们也发现了委托人的“进步”思想：对天主教公开表达明显的嘲讽讥刺态度，大胆反映自己的性幻想，还给艺术家自由发挥的权利。并对自己和宫廷以及教会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完全自信。这个藏家其实比画家本人要激进很多，弗拉戈纳尔最终没把老人画成一眼可以辨识的“主教”，也没有像订制者期待的那样，在情色方向上“更进一步”。

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自画像》，约1760～1770年，布面油画，弗拉戈纳尔别墅美术馆，法国格拉斯

放浪派的“爱”：快乐偶遇

18世纪是精神启蒙、政治和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自然也是人类关于身体和情感机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弗拉戈纳尔的雇主，可以说就是这种变革的体现者之一：法国的放浪派（Libertinism）。

放浪派（libertine）这个词起源于瑞士，指那些反对加尔文严苛的清教徒教义的人。到了17、18世纪的法国，这个词逐渐带上个体自由的含义。

彼得·盖伊在《启蒙时代》中解释了这个现象：

“放浪派是一小伙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在17世纪敲响了离经叛道的音符。启蒙哲人很高兴认同他们，并因此给予他们过高的地位。……不仅仅是游戏人生，而是一种严肃的异教姿态。因此就像同时代的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一样……也为启蒙运动做了自己的贡献。”

法国放浪派声称自己是享乐主义者（hedonist），特别是伊壁鸠鲁主义者。伊壁鸠鲁的老师阿瑞斯提普（Arrstippus）有一句名言：“我占有，而不是我被占有。”

伊壁鸠鲁继承了阿瑞斯提普对精神带来的力量和快乐的绝对推崇。但他认为比追逐欲望更高的快乐是静态的精神享乐。最高的幸福就是拥有智慧和友谊，避免痛苦。伊壁鸠鲁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神的存在，他在雅典一座花园里开辟的花园学苑，平等接收男人、女人和奴隶作为学员，是18世纪巴黎沙龙的古典户外原型。

古希腊的享乐主义理论，加上16、17世纪来自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尤其是托马斯·霍布斯的机械唯物论和自由意志论，强调人在一切境况下作为主体的选择权。以及约翰·洛克彻底的经验论，提出生命、自由和经济权利，是人天生就应该具有的自然权利。

放浪派似乎是这些理论的肉身注释。他们反对神造论，支持个体自由和快乐，特别是把头脑的力量和精神快乐——类似于我们说听到音乐以及在广泛的艺术享受中的头脑ASMR——置于一切快乐的首位。在人际关系上，笃信“友谊”。

路易十四时代的一个放浪派先驱，典型的伊壁鸠鲁主义者，是尼农·德·朗克洛（Ninon de L’enclos），人称“尼农”。她自幼跟随母亲出入沙龙，阅读蒙田、笛卡儿，迷上了伊壁鸠鲁哲学。精通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演奏鲁特琴和羽键琴，很小就确立了自己无神论和享乐主义的立场。她的巴黎沙龙征服了奥尔良公爵一世、亲王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以及刚成立的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对精英生活讥刺入骨的莫里哀，也有主教和修道院长。她可以组织起神妙的和谐：让贵族和教士们聆听莫里哀朗读讽刺宫廷和信教者的《伪君子》。路易十四本人无法亲自参与她的沙龙，特意委托中间人传话跟尼农讨论某些议题。

尼农在17世纪提出了一些相当前卫的意见：

“我们（女人）应该着手积累生活之需，而不是欢情：后者应该是每日慢慢采集的。”“我只增长心灵的年纪。”“爱情最真的好处，就是给我们想要示好的人带来灵感。”……

尼农终身未婚，有过几个孩子，在去世前立下遗嘱，把一笔重金留给她的公证人弗朗索瓦·阿鲁埃的儿子，11岁的小阿鲁埃，为了他可以在耶稣会开办的路易大帝中学继续好好学习用。而小阿鲁埃果然不负尼农之望，不仅读书好，长大后还有了一个影响世界的名字：伏尔泰。

放浪派的情感生活，正如法国学者、18世纪专家尚塔尔·托马斯（Chantal Thomas）所说：“不是传统的激情之爱，而是相反的。激情之爱意味着停止，而放浪派的爱意味着运动。他们造就了法式的‘轻’（légèreté）。”

在《秋千》中，运动和轻正是最强烈的信息。秋千处于它的最高点，我们可以发现出于重力的不平衡，绳子和座位都发生了扭转，这是构图的精彩设计。这样这个女孩子就不仅仅飞向年轻人，也飞向了我们，胸部和四分之三面部、下身直至小腿，都清晰呈现给观者。甚至连鞋子也飞得很高。这个运动带来的不稳定增添了未知的因素和危险的气息。她可能坠落。

而运动带来的轻盈又让我们叹服，蓬巴杜式裙装是昂贵沉重的，缀满装饰，此刻却随风膨胀飞扬，连白色内裙和头顶上的牧羊女帽子也被掀动着。

这正是放浪派的理想：在一个确定的框架内，享受不确定，享受运动，享受偶然性，甚至享受危险。18世纪的巴黎，开始有了流行的很多户外游戏，例如跷跷板、捉迷藏，都是同一个心理机制。

尼古拉·安德烈·孟晓：《莫里哀在尼农·德·朗克洛公寓中朗读〈伪君子〉》，1802年，布面油画，65×97厘米，巴黎法兰西喜剧院图书馆

轻重与升降

“轻”一直是法国人，或者说巴黎性格和美学的关键词之一。他们的国王最了解：16世纪的亨利四世抱怨过“法国人相当轻浮”；17世纪的国王路易十三也感叹“这是件奇怪的事儿，法国人的轻盈”；路易十四则直接描绘“您知道法国人的轻盈：他们直接从一个极端飘到另一个”。

管理者惧怕这种难以拴牢和固化的精神，而艺术家和作家发挥出它另一面的无穷魅力，使之在一群人的眼中成为所谓“法式魅力”之代表。“哪里有轻盈，哪里才有重大。”[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幽默是一种精神的素养，它可以让人用严肃的方式表达轻松的事情，而用轻松的方式表达严肃的事情。”[阿尔弗雷德·卡皮斯（Alfred Capus）]

在这幅作品中，不仅仅作者和委托人成为运动和轻盈的制造者，连观者也在厅堂之上轻易加入了窥视同谋：查看一种欲望运动的“若轻”，和其后的“举重”（如果你理解了它产生的历史时代和叛逆姿态）。

秋千在东西方的图像传统中，因其往返升降，制造飞行假象，有两个重要的象征意义：“身体欢爱”和“不可信任”。它也诚实地用它制造的假象，回答着我们每过一阵子，就要换个形式来问的问题。

这次是：这到底是爱情升级还是降级？从对它的社会经济学解剖来看，是对爱情的奢华大捧场。而从它追求个人自由和快乐，反对基督教的婚姻体制，承认和成就从图内到图外的层层窥视欲来看，又似乎是降级。

弗拉戈纳尔的主要作品，以及18世纪的一批有争议的杰出画作，可谓“视觉资本主义”（注：scoptic capitalism，这是法国学者伊娃·易洛思的一个概念，指从身体的景观和视觉展示中榨取剩余价值。批判消费的视觉机制对身体的异化，尤其是以网络为媒介的社会经济体系对社会情感的影响）的确切起源。在他们之前的提香时代，就有了权力和个体的凝视，还没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如果说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代表“经济”、层层目光和欲望代表“生命”，那么洛克指定的人类的自然基本权利就还差一个。所以弗拉戈纳尔的《秋千》要追问的到底是不是第三个要素：自由？自由到底是带着我们升级还是降级？而我们自己的社会是否已经荡到了“自由”高点，可以像伊娃·易洛思那样去讨论回落的“爱的终结”？

荡回此刻，我们今天的提问，一定已经制造出“降级也能享受的浪漫大餐”“三种口味的冷亲密冰激凌”“两步操作甩掉降级内耗”……的市场运作，或者说，其实是随着“消费降级”而来的市场运作机制，引发了我们的提问。

所以，这幅18世纪作品和秋千作为象征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其实指出的是，我们关于情爱的理论问题，都是秋千。这些秋千永远重大，永远轻盈，是我们需要的真实严肃的游戏，是升降之间的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