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萎缩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出现在幼儿园（王正 摄/ 视觉中国 供图）

幼儿园关停潮

人口萎缩带来的影响，既包括好的方面，比如减轻了过去因为人口过多带来的各种资源不足，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人口红利下降之后，对中国经济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口萎缩推倒的一块多米诺骨牌，最早发生在幼儿园。今年11月30日，湖南省教育厅发布文件，要求“有序组织幼儿园设并转撤”，在我国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这是首个省级政府部门正式提出撤停幼儿园。

事实上，即使没有政府的官方指导，市场机制也已经开始自发调整。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的幼儿园数量比上年减少5610所，下降近2%；在园幼儿数量从2021年开始负增长，当年减少了13万人，2022年降幅扩大，减少了178万人。

在出生率下降的大背景下，尽管人们对幼儿园萎缩的趋势有所预期，但幼儿园供需形势逆转之快，还是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就在前几年，很多地方的幼儿园入学还非常紧张，一些热门幼儿园甚至出现过家长搭帐篷通宵排队的景象。

但几乎一夜之间，幼儿园就开始变得过剩，从一园难求变为一孩难求。先是市场之手自发调整，幼儿园数量在去年出现了15年来的首次下降。而最近湖南省教育厅更是公开发布《关于应对学龄人口变化调整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的通知》，可见有些地方的幼儿园已经相当过剩，甚至需要政府力量介入指导和调整。

幼儿园大量关停，只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开始，人口萎缩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全方面影响，现在才刚刚开始显露。

为了应对人口下降的趋势，我国在2016年放开“二孩”政策，当年的出生人口数量达到了1786万人，比2015年多131万人。但刺激效应只维持了一年，以后每年出生人口就以100万左右的数量萎缩，直到2022年人口总数出现负增长，当年新出生人口为956万人，比上年减少了106万。

我国这一轮出生人口下降从2017年开始，而我国幼儿园入学年龄为3岁，以这样的时间周期来看，我国幼儿园在园幼儿数量从2021年开始减少，2022年幼儿园数量减少势头加大，基本上和出生人口的走势相吻合。

按照这样的趋势来看，未来我国的幼儿园关闭大潮还会更加激烈，因为人口萎缩的趋势还在加速。今年8月份，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表示，“预计2023年出生人口数为700万～800多万”。如果按照800万来算，和2016年相比，出生人口已经下降了超过一半。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之下，未来的幼儿园，乃至小学、中学、大学都会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冲击。

幼儿园大量关停，对于相关从业人员而言，意味着工作机会和投资机会的流失，不过，对于学生家长而言，幼儿园从紧缺变为过剩，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家长的压力。

首先，幼儿园入园将变得更加容易，除了少数热门幼儿园，大部分幼儿园的入园门槛将越来越低。更重要的是，家长们渴望已久的小班制也将变得更加可行。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幼儿园的园均幼儿数量为205人，去年已经下降到160人。

2021年2月12日，湖北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新生儿护理区（龚波 摄/ 视觉中国 供图）

经济影响

幼儿园只是一个开始，由此往上推，从小学到大学，入学难度也将变得越来越低。尤其是考大学，将来会变得更加容易。2022年，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为1193万人，录取人数达1015万人，录取率已经高达85%。去年我国新生儿数量只有956万人，以现在大学每年1000万左右的招生人数来看，意味着理论上人人都有大学可上。如果今年新生儿下降到800万，将来他们不仅可以轻松上大学，甚至还可以轻松上好大学。

这反过来给大学造成了极大压力。按照现在的出生人口趋势，大学的过剩已是不可避免，日本和韩国就曾经有大量大学因为招不到学生而关闭，这样的场景估计在中国也并不遥远了。

对于中国学生而言，在考大学之前，还有一次“普职分流”的压力，也就是中考之后，学生要在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之间做出选择。部分地区甚至对普高和中职按照5∶5分流，也就是有一半左右的学生将无法入读高中，这给很多学生和家长带来很大压力，“普职分流”在最近几年也成为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

不过，在人口下降的趋势下，普职分流的压力在未来也会越来越小。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最近几年开始打通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通道，中职学生也可以参加高考。更重要的是，随着学生数量下降，高中也将很快感受到生源压力，需要吸引更多的学生，所以，将来“普职分流”的体系即使长期存在，流向普通高中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比如这次湖南省教育厅发布的文件，就提出“适度扩充普通高中资源”以及“调整撤并一批薄弱中职学校”。在生源有限的背景下，将来越来越多的生源流向高中而不是中职学校，可能是大势所趋。

一直以来，中国的教育面临人口过多和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这种局面也给学生和家长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负担。现在，随着人口总量萎缩，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将明显缓解，对于学生和家长们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减负。

长期以来，我国人口规模过大，导致很多方面都面临僧多粥少的紧张局面。随着人口总量减少，不仅是在教育领域，在其他很多方面，人均资源不足的局面都会有所缓解。这可以算是人口萎缩带来的红利。

但是从更长远来看，对我国的养老体系会带来更多的压力。因为我国的养老金制实行现收现付制度，也就是由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缴纳养老金，供养已经退休的上一代人。中国出生率越来越低，意味着将来的年轻人口比例越来越低，而我国同时又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的老年人口已是全球最多。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叠加年轻人口比例下降，从养老的角度来看，就意味着抚养比越来越高，每个工作的年轻人需要供养更多的老年人，这将对我国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带来巨大挑战。

人口萎缩更大的影响还在宏观经济层面。从中国经济的角度来看，人口萎缩意味着发展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奇迹，很大程度建立在人口优势之上，既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又有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市场提供了巨大的竞争优势。不过，随着人口进入萎缩周期，中国经济曾经的优势开始慢慢减弱，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带来了挑战。

最直接的影响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第二是庞大的内需市场出现萎缩。

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人口下降的同时，其他部分国家的人口还在呈现上升势头，包括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等地的人口快速增长，对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构成直接竞争。今年上半年，印度人口总数超过中国，“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称号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在人口红利的光环之下，印度开始成为全球焦点。尤其是最近印度股市大涨超过20000点，和2020年初相比足足上涨了一倍，更是吸引了全球目光。而中国股市却在近期再度跌破了3000点。虽然影响股市走势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投资者对于未来的信心。

过去中国商品能够畅销全球，低劳动力成本奠定的价格优势功不可没，随着现在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全球其他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更具成本优势，中国出口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减弱。

最近几年，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方面的因素叠加，外资对于中国的兴趣也有所下降，出现了向全球其他地方转移的迹象。今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更是出现负增长，显示出外资转移的速度加快。

人口萎缩还意味着很多产业的需求会随之下降。在中国诸多重要产业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房地产行业会遭受多大的冲击。

中国房地产商品化改革以来，房价上涨了20多年，支撑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人口基数过大，对于住房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所以推动房价不断上涨。不过，随着中国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房地产的供给变得非常充足，已经超过了市场需求。今年7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做出了重要定性——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换言之，也就是房地产从供不应求转为供应过剩。

随着中国人口进入萎缩周期，需求下降会带来更强烈的冲击。

倒逼“聪明增长”？

我国人口萎缩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2019年，中国社科院曾经发布一份人口报告，预期我国人口负增长可能提前至2027年到来。但事实上，我国人口在2022年就出现了负增长。2022年末，全国人口总数141175万人，比2021年末减少85万人，出现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

通常而言，一位育龄妇女生2.1个小孩，也就是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的水平，才能保证下一代的人口总数不下降。我国在2022年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09，低于日本的1.29。如此低的生育率，意味着人口萎缩几乎已经不可逆转。对于房地产而言，人口快速萎缩意味着需求塌方，将来会出现大量房产空置的现象。就像日本，在很多偏远地区都有大量无人居住的房屋，这是人口萎缩和过度老龄化之后的必然现象。

对于中国房地产而言，很多下一代年轻人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买房，可以直接从上一代甚至上两代继承房屋。按照央行在2019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0%，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如此高的住房拥有率，意味着将来的很多年轻人已经没有买房的必要和需求。

当然，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人口萎缩带来的既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因为中国经济过去对人口红利过度依赖，对于技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不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更多是靠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这种增长模式只是赚取低端的辛苦费，而一个真正的发达经济体，需要摆脱这种低端增长模式，通过高科技拉动增长，在产业链上赚取更丰厚的利润。

经济学上有一个专业名词叫作“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指在各种要素的投入既定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各种要素的使用效率而带来的额外产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一个国家投入100元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最后可能产出150元，多出来的50元从何而来？索洛将多出来的50元归功于技术进步等因素，索洛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就是技术进步。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拓展，将企业家精神、制度创新等所有解释不清的要素都归于此类，统称为“索洛残值”，又称全要素生产率。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的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则被视为不可持续的“蛮力增长”，而如果增长源泉来自于技术创新等索洛残值，则是一种可持续的“聪明增长”。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大多数来源于前者，而现在，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只有通过高科技提高生产率，才可能维持中国经济继续增长，这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经济体的必经之路。从历史上来看，所有获得成功的发达经济体，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或者靠房地产来获得成功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当前的人口萎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倒逼改革，逼迫中国经济摆脱低端增长的模式，寻找更高端而且更可持续的增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