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贵族与传教士的相遇

  1900年父亲傅泾波出生于满族正红旗的一个贵族之家，曾祖父因剿灭“义和团”有功，而被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并担任过甘肃镇守使，是一个权倾一方的显赫人物。父亲是家中的长孙，深得宠爱。6岁时，便被曾祖父带到朝中觐见过慈禧太后。父亲的另一个名字“永清”，就是慈禧太后起的，意思是“永远清洁”或“永远忠于清朝”，可见傅家在清廷中的地位。

  祖父傅瑞卿早年也在清廷官中做事，后来弃政从商，并改信基督教。祖父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虽然是地道的满族，但他对清末腐败很痛心，后来成了最早的反清人士，也是最早剪辫子的那批人。他甚至不允许父亲再娶旗人，我们在外也从不说自己“在旗”。

  父亲第一次遇见司徒雷登先生是在1918年。那一年秋季，父亲陪同祖父去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会，当时身为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的司徒先生受邀发表演说。这一次初聚，成了父亲人生的一次里程碑。司徒先生后来在回忆录里还特地提到这一段：“虽说他（注：指傅泾波）听不懂我的南方话，但是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着一种光芒。”

  那时候，父亲原本在北京大学读书。他在那里结交了很多思想非常活跃的人物，像胡适、李大钊、陈独秀、李石曾、吴稚晖等。父亲交游甚广，我记得他晚年时曾提及，当年还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引荐下，去故宫拜访过这位清末逊帝。

  1919年，司徒雷登到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父亲与司徒先生再一次相遇。不久，父亲从北大转到燕京大学，开始边读书边为司徒雷登做事。不久，父亲得了一场肺病，司徒先生的母亲、司徒及其夫人都时常探望他。父亲曾说，在他眼里，司徒雷登仿佛“基督化身”，他对司徒先生的爱甚至超过对他的亲生父亲。

  初到北京的司徒雷登急需建立与北京文化教育界的联系。父亲利用他的优势在这方面给司徒先生提供了一些帮助。有一次，父亲在司徒先生盔甲厂（注：燕京大学迁往燕园前的旧址）的住宅内安排了一次晚宴，出席晚宴的12位客人都是像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等享有盛名的文化教育界名流，这让司徒先生看到了父亲在这一方面的关系和能力。

  那时一心想把燕京大学创办成一所一流大学的司徒先生，希望父亲能做他的助手。父亲最终答应了，但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酬劳；二、不参与燕大的任何校内事务；三、只对司徒雷登校长一人负责。从中可以看出，父亲之所以答应司徒先生，纯粹出于私人友情。

  父亲在燕大上了两年学后因病休学，他特殊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以及他与司徒先生非同一般的师生关系，使他经常遭受燕大教师的非议，这使父亲十分苦恼。为了避嫌，身体康复后，父亲又回北大读书。

  1924年，父亲从北大毕业后，就职于中国文化经济学会。中国文化经济学会是由吴稚晖、戴季陶、李石曾、宋子文等人发起的，成员多是当时社会的知名人士，父亲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20年代，梅兰芳与梅剧团在美国进行了一次很成功的访问演出，父亲在其中作了大量工作，司徒先生也帮忙在美国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京剧和梅先生的表演艺术。

  1922年，父亲受司徒先生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两年后，父亲的婚礼，也是司徒先生作的主婚人。他俩之间的关系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师生关系，特别是当司徒雷登的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唯一的儿子又回到美国之后，父亲成了司徒唯一的亲人。除了我之外，家里还有三个姐姐。大姐叫爱琳，也是司徒太太的英文名字。

  从传教士到大学校长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有一个很地道的中文名字，但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28岁来到中国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故，老司徒先生在中国生活了46年。司徒雷登的父母及童年夭折的一个弟弟如今都安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11岁时被送回美国上学，借住在亲戚家，是同学眼里打扮土气、语言怪异的孩子。受父母影响，司徒雷登及其两个弟弟在美国读完大学后，都先后来到中国当了传教士。司徒先生在28岁那年，带着新婚妻子重又回中国传教。几年前我回国时，有一次与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一起吃饭，他偶然提起说，小时候曾听过一位叫司徒的外国人传教，那人个中文非常好，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并不知道这个“司徒”就是毛泽东写的那个“司徒”，我后来告诉了徐市长司徒与我们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