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这书，本是一面哈哈镜。照哈哈镜的乐趣在于，尽管扭曲变形，你还是能认出那是你。韦小宝和阿Q一样，都是夸张的讽刺画，刺人之处也在于刨去夸张处，我们能看出那种丑陋的普遍性。

人们普遍批评《鹿鼎记》（2020）里张一山演的韦小宝像巩汉林、像（疯）猴子。这里必须先说一句，“巩汉林”这个艺术形象本就是北方人对于上海人的丑化，这种丑化最逗乐之处倒不在于巩汉林先生（尽管本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很瘦小，而是在于其精打细算的做派。张一山的失败也就在于他只演出了韦小宝的猴形，而未得其猴髓。换言之，张一山不是错在演了个猴，而是错在演得还不够“猴”，没能让广大观众从他身上看出人类社会中颇为普遍的猴性。 

用一个成语形容原著的韦小宝，便是“沐猴而冠”。这里的“冠”，可是有一长串的具体头衔：

他是朝廷的五品上膳房太监总管、御前侍卫、骁骑营副都统、忠勇伯、通吃侯、鹿鼎公，抚远大将军，也是天地会的青木堂香主、神龙教的白龙使，少林寺的禅师、清凉寺的主持……正如韦小宝是一个假太监，他也是一个假将军、假和尚，他的每一种头衔都是对这种头衔本身的解构——既然这个职位完全可以由一个除了赌博吹牛基本上啥也不会的小孩胜任。

当然韦小宝最终解构的便是那个“侠”字。侠不是某个组织授予的头衔，而是一个民间约定俗成的梦。金庸老爷子拿这个字做了十三部小说，最终还是决定戳破。金庸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书名便透露出他理想中的大侠必须能文能武，书还在剑的前面。然而那个完人型的大侠陈家洛，以及他那个神通广大的红花会，最终并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这些豪杰最终选择“豹隐回疆”，其实就是逃入野史，回避了幻想和现实的正面冲突。 

这就是武侠梦的天花板，侠本事再大，最多解决私人恩仇，而无法影响历史格局，荆轲没刺死秦王，其实刺死了也没什么用。

《鹿鼎记》却打破了这个天花板，书名取逐鹿、问鼎之意，其实已经超出了侠的一般功能。而韦小宝也确实不是个侠。他虽然“不讲武德，偷袭老同志”，却毕竟证明了石灰比武功更好用，投机比忠诚更合算。他甚至证明了——几乎在亚当·斯密的意义上——理性人的小算盘，比起为国为民的大情怀，也许对社会整体更好——至少反清复明并不是康熙年间普通老百姓的要求。

如果说大侠是有瑕疵的英雄，那么韦小宝最多只能说是讲义气的小市民。侠是规则的破坏者，要拼它一个鱼死网破。而韦小宝是规则的利用者，在阴暗的缝隙间游刃有余。 

人什么时候最像猴？大约就是被无形的规则耍得团团转的时候。《鹿鼎记》里各路豪杰，基本都被韦小宝当猴儿耍。韦小宝之所以站在规则的制高点，乃是因为他是康熙的心腹，有了这一层关系，才能衍生出后面层层叠叠一百种关系。各种敌对势力往往是看中韦小宝有利用价值，没有一刀杀了他，最终才反被利用的。

所以别忘了，韦小宝毕竟也只是康熙手底下的一只猴而已，一开始用来摔跤解闷，后来用于杀鳌拜，再后来又用于别的各种用途。孰猴孰人，是相对而言。人什么时候最像人？大约就是在于他能适时无缝切换到猴的时候。 

韦小宝虽然不让人钦佩，但他的成功无疑令人羡慕。正如韦小宝并没有留下什么可堪回味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是些类似今天称为PUA的套路——却留下了“七个老婆”的传说。肯定有人不服：韦小宝的成功不是金庸给他开挂的结果么，所谓反武侠也不过是另一种爽文而已吧？如果你把所有头衔和奇遇全加到一个人身上，确实有些过火，但将他的事迹拆分给几个人，就很现实。“韦小宝”并不是一个人，正如阿Q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的缩写。

古往今来，各行各业，到处都是韦小宝，到处都是阿Q。甚至可以说，韦小宝和阿Q就是一体两面。在随波逐流的过程中，有能力占便宜的是韦小宝，只能幻想占便宜的，便是阿Q。投机成功的是韦小宝，投机失败的便是阿Q。 

金庸晚年曾想修改《鹿鼎记》的结局，让韦小宝因沉迷赌博而一无所有、众叛亲离，最终没有改成。这既体现了金庸的深刻，也体现了他的“糊涂”。打个引号是因为我不相信他会不知道，真正能让韦小宝一无所有的只有康熙。

猴什么时候最像人？我想起纳博科夫讲的一则逸闻：有一天，饲养员递给黑猩猩纸和笔，结果黑猩猩在纸上画出了笼子。韦小宝演得到底好不好，也许关键就在于这个人物能否意识到自己漫长的历险记全都发生在笼子里，如果不能，就恐怕还不如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