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图》之《问征夫以前路》，此画为明代马轼与李在、夏芷合作，描述陶渊明弃官辞归的情景（FOTOE供图）

山丘与尘网之间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40岁的陶渊明正式辞去最后一任官职——彭泽令，回归自己心心念念的田园。正式隐居之初，他带着解脱而愉快的心情写下《归园田居五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研究者发现，陶渊明这里的“三十年”有夸饰的成分，实则从他29岁第一次出仕担任江州祭酒算起，为官时间不过十来年。只是，人们从这首诗中不难发现，陶渊明在少年时代便与世俗不同，渴望山林的退隐生活。既然如此，他又为何出来做官呢？

陶渊明出生的时代，东晋门阀士族正兴，门第是每位士人首先面临的问题。正如陶渊明在《命子》诗中所追述的家族谱系，学界一般认为他的曾祖正是那位在东晋政权建立中立过重要军功、被封为长沙郡公的陶侃。即使这样一位东晋名臣，在当时仍然面临门第的考验。由于陶侃的父亲曾为吴国将领，作为一名亡国将领，陶侃在幼年时完全过着孤贫的生活，后来他汲汲进取，仍不为当时士林所重。《世说新语》的一则注解中，刘孝标引用《晋阳秋》中的记载，说有一次陶侃与羊晫同车去访东吴名士领袖顾荣，被吏部郎温雅看到，竟讽刺羊晫：“奈何与小人同载？”

陶侃去世后，其家族声望有减无增。史籍记载中，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曾出任武昌太守，他的父亲却未留下任何记录。学者钱志熙在《陶渊明传》中推测，陶渊明的父亲很可能未曾出仕，本身就是隐士。也就是说，按照当时门第划分，陶渊明只能算一名寒素士人，如此，似乎也不难理解他为何“性本爱丘山”。

宋画《虎溪三笑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描绘东晋儒者陶渊明与道士陆修静一同访问在庐山修行的高僧慧远的情景（FOTOE供图）

同样写于义熙元年的《归去来兮辞》序中，陶渊明谈到少年家贫，耕种不够自给，亲朋好友都劝他出去做官吏，以求温饱。后来很多诗文中，陶渊明都在说明，他的做官主要是生活所迫。对这种解释，钱志熙分析还有一个原因是，陶渊明曾做桓玄参军，而桓玄后来篡位为帝，尽管谋反发生时，他刚好因母丧离开江州，但对洁身自许的他来说，不能不算一个污点。正因如此，“渊明更感觉到早年轻率出仕，在政治选择上完全是一个错误，因此也就不愿意承认有追求政治前途的动机”。

尽管如此，这并不表明陶渊明没有建功立业的想法。祖辈的功业垂范在前，少年贫寒的他好读博学，积极进取，正像后来《杂诗》其五所写：“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然而，在担任江州祭酒不久之后，他便难以忍受那种俗吏的生活，辞职回家。一段时间，他和继配夫人过上了真正的耕读生活。直到34岁时，才再出仕成为桓玄的幕僚。在钱志熙看来，从主客观条件来看，陶渊明注定无法像祖辈那样建功立业：“陶侃一个寒素之士，曲刚作柔，折节事人，从一个小吏踏踏实实地做起，这种能力是渊明不具备的。陶侃在两晋之际，当门阀士人普遍缺乏实干精神和实际的治军理政能力的时候，依靠早年辛苦积累的政治资本，及时地发挥他的出群济时之才，走上功业的顶峰，可以说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而渊明却把追求自然的个性和真、善的原则放在第一位，在乱世将临时，他采取的是退却而非利用。”

不管怎么说，义熙元年之后，陶渊明步入了真正的田园隐居生活，不再受尘网羁绊。其实在那个时代，隐士并不鲜见，却很少有坚决与世俗决裂的真隐。

更重要的是，与其他隐士不同，陶渊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躬耕田园，自食其力。在当时士人中间，这绝对属于特例。学者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派》一书中发现，比陶渊明稍小，后来以“山水诗”出名的诗人谢灵运，虽然拥有连山带湖的庄园，其中农田、果园、山林、泽陂一应俱全，但他却鄙视耕稼，“既笑沮溺苦”“耕稼岂云乐”，对田园风光视而不见。

这也成就了陶渊明所开创的“田园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龚斌便这样对我说到他的观点：“陶渊明归隐田园，亲身参加劳动，才有了田园诗，成就了一个伟大诗人，如果他不隐居参加劳动，就不存在后来的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