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孙郁：当然，你很容易从《大淖记事》《受戒》中看到沈从文的影子，他的创作是从沈从文那个脉络里流过来的，这毫无疑问。两人都是写乡村记忆、早期记忆，都是写自己的事。沈从文写湘西时，基本上是以乡村记忆来对抗都市文明，把故乡纯然的东西与都市的荒诞和扭曲作对比，是对城市生活对人性的异化的批判。汪曾祺不太一样，他虽然写的是乡土，但他笔下的乡土不是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积淀之下的乡村，它与都市生活并不矛盾。某种程度上，比《边城》的乡村更有普遍性。读他作品的时候，常常让我想到，这种日常在我小时候生活的东北小镇复州城里也有，上世纪60年代，那个小古城里也有一些读过私塾、写过八股文的老人，后来我在县城小报当记者，偶尔跟这些人约稿，让他们写写民间艺术和民间戏曲一类的文章。这些乡贤的性格、趣味，对生老病死的看法都是从先秦文化里来，从日常生活中悟出人间道理，这些人和汪曾祺笔下的人物，韵味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