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对此，仇鹿鸣的看法较为和缓。他指出，汉末士林“由儒入玄”的趋势日益显明之后，道德操守之于魏晋时代的士大夫，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高门大族子弟天然具备了分享政治权力的机会，便不再汲汲于事功，而把大量精力花在私人性的清谈上。这类清谈更重视个人才华与机智，甚至连仪表、风度的重要性也被置于道德准绳之上，士族因私废公的现象遂成为常态。而当这些热衷清谈的名士被置于朝廷要职时，因袭汉末以来的传统、将家族利益置于同样具有司马氏家族化特征的“公利”之上，并不需要太多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