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为职业外交官的技术层面，顾维钧在谈判、方案制定等事上极为出众，从立场方面，“中性”是顾维钧大部分职业生涯中的立业之本。在40年代末最终倒向国民党之前，顾维钧为自己规定的职业准则是将国家利益与党派利益相区别，他曾提出：“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一直是中国的灾难之源。”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从收回山东的国家利益出发，在未经任何请示的情况下，擅自宣称公布皖系政权与日本签署的密约，是他区别党派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个典型事例。
历史学家邓野撰文写道，顾维钧“看重自由主义者的那种矜持的独立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