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有个北方作家朋友数落《繁花》：“你写的什么呀，男男女女，黏黏糊糊的，看都看不清楚什么关系，黄梅天那样——上海气候虽然如此，北方可明亮得多了，行还是不行，行就行，不行拉倒，一目了然，干脆麻利不好吗？”说了半天，结束时他却说：“我也要来上海生活。”对这部小说，我从没有过怀疑或犹豫，把曾经的事——当然是个人主观意义的——尽量形成一种貌似的观察记录下来。比如说，普鲁斯特经常（是这样），他写得最好的就是聚会，听到周围两个女人在说别人的八卦，飘过来，然后声音又没了。经常是所谓众生喧哗环境里一个真实的人。《繁花》写那么多饭局，是故意的，为什么故意？还有所谓上海话“不响”两个字，实际《繁花》最特别要说明的，是某种国民性，可以沉默，可以大声喧哗，大量沉默、不语，日复一日的聚会、饭局，也许是国民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