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这场知识界的新文化运动，并非中国进入“现代”之肇始，而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酝酿。正如学者王汎森曾写到的，甲午之后，巨变接踵而至，各类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首先是晚清激进思想初露端倪。严复在中国和西方传统之间划下了黑白分明的界线，极力主张中国已远不如西方，尤其是在文化领域。谭嗣同批评传统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康有为几乎将过去两千年的学术统统贬为‘伪学’，章炳麟无情批判儒家人格，梁启超的‘新民说’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已过时，与现代公民所需的公德无关。”然后，在新文化运动到来之前，支撑着传统价值体系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已经崩溃：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1911年君主制崩溃，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宣布学生不必祭孔，经学不再是必修课程，同年，大清律例也被废除。这个时候，“文学革命”的“气运”才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