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一方

在电脑键盘上敲击 “wenyi”，并列跳出 “瘟疫 ”与“文艺 ”，这便勾起我对这两个表面上不相关主题的关联性思考。新冠肺炎疫情使大家都被迫宅在家中，成了各路野狐禅的 “坐家 ”，让真正的作家们心生醋意。曾几何时，蜂起的网络作家早已将头顶着人类灵魂工程师光环的精神贵族扯下神坛，遁入平民阶层，沦为 “坐以待币 ”的职业写手。坊间还有意无意，谐趣地将 “作协 ”误读为“做鞋 ”，实在是大不恭。此时此刻，职业惶惑有增无减，作家之为作家的价值何在？全民疫情恐惧之下的深呼吸、睿思考投射何处？继而叩问文学的母题又是什么。即使有人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击蒙了，一些笔墨抖落到了地上，但不会集体休克，放弃对母

题的思考。要知道疫情中每一位患者都有一个受伤的灵魂，而非只是一个气喘吁吁的 “白肺 ”，如何面对这一个个受伤的灵魂，需要医学的陪伴、救助，也呼唤文学的疗愈，作家的共情、抚慰、安顿。

生命即为文学的母题，因为生命是生活的舟楫。在我看来，生命的本质，不是 “身体写作 ”所渲染的声色犬马、肉欲张扬，而是战乱、饥荒、瘟疫卷起的苦难波涛、死亡战栗中的人性升降、灵魂开阖。一场 “二战 ”催生了佳作绵绵的战后文学，其核心似乎不是战争本身，而是由苦难、死亡母题透视人心，洗涤人性的文学机制。中国当代的史诗性作品《白鹿原》《活着》在宏大的时代跨度中书写了战争、饥荒、动乱的场景，却刻意淡化或回避了疫病元素。不管怎么说，文学无法摆脱人类苦难、死亡的拷打，也无法逃脱生命悬崖上人性何以安放的终极思考。

因防疫而封城，人们会自然地联想起加缪笔下的《鼠疫》，那也是一次围城阻疫，在加缪的笔下，瘟疫不仅瞬间夺命，也解剖着人性的善恶。其实，要究根溯源，曾经是法国抵抗组织成员的加缪，他当时要展现的是法西斯病毒蔓延的欧洲危机，鼠疫的扩散与阻击只是一个隐喻。或者我们还可以联想起影片《卡桑德拉大桥》，那辆即将冲向危桥的瘟疫列车，时间随着车轮的飞转在消失，空间被压缩在狭小的车厢，各色人等都在显露自己的本能与本色。灾难是人性的课堂，苦难是人生的导师，这堂沉重的生命课教会我们，珍惜生命乃人之本能，生命权、健康权也是第一人权。但就在此时，生命的真谛似乎被遮蔽了，生命不是永恒的瞬间，它是一个充满玄机的历程，生机无限与危机重重并存，道高一尺与魔高一丈同在。

什么是生命？按照克尔凯郭尔的观点，生命是一个 “人之为人”的过程，一次次 “成为自我 ”的冲动与行动，少不了生命巅峰的冲刺，试图去成就生命的圆满，抵达生命的彼岸。这是一条荆棘丛生的山路，途中有多风光，就有多险峻，头上苦乐一线牵，脚下生死两茫茫。但是，人类似乎不接受无理由的苦难，也不接纳无先兆的死亡，常常会发出为何厄运总是降临在好人头上的诘问。因为，在人的心灵深处，总是有着罪（原罪）与罚，蛊（阴谋）与罚、辜（非罪之虞）与罚的生死逻辑。从这个意义上看，瘟疫是一次大考，是对整个社会，也是对那些背负作家名声的思想者、书写者的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