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正原

一

哈佛大学东亚系和人类学系双聘教授普鸣（Michael J. Puett）著有《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To Become a God: 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ation in Early China）一书。“成神 ”一语引人入胜，似在暗指某种跨越人神界线的 “东方式 ”信仰和实践。在惯常理解下，西方传统中人神相分，“成神 ”似不可思议：阿基里斯确知其非神而必死的命运后，只好以里拉琴自我放逐；权盛如奥古斯都者，在自我神化的描摹中，也不得不保持克制谨慎；《创世记》中，蛇诱惑夏娃食智慧之果时，许诺她将 “如神一般 ”，但这只是虚妄。对比之下，中国古贤多追求 “天人合一 ”，不少还相信人可成神。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明与 “西方 ”的截然对立？所谓 “天人合一 ”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根本气质吗？表面上看，“成神 ”一语应和了中西文明对比的既有定见，但普鸣的实际看法却与此大相径庭。

普鸣明确指出，我们不应如韦伯那样，以为儒教的此世论意味着“中国宗教 ”缺少孕育资本主义所需的人神张力，我们也不应如葛兰言之类的文化本质主义者那样，以为中国上古思想中存在着西方一向缺乏的 “天人合一精神 ”，或如文化演进主义者那样，将“天人合一 ”视为中国思想演化的路径 —但它注定不能通向彻底的 “理性化 ”。无论是韦伯对新教伦理和儒教的对比抑或其他，都出于文明对立的立场，而将中国文明想象成圣俗、人神不分的。在普鸣看来，这些以对立代替比较的做法，设下了诸多认识陷阱。

普鸣将其犀利攻击止于学理的论争。不过，本书的字里行间，不免散发着隐忧：暂不论中国文明中天人究竟 “合一 ”与否，文明对立先行的立场，总意味着对古代文明的修饰。这种修饰作为一种现代话语，渗入了我们的生活，规定着当下的文明格局。

虽然本书的攻击大多直指西方的汉学研究，但亦应引发国内学人的省思。韦伯主义、文化本质主义及演进主义云云，作为 “对比术 ”与“东方学 ”，同存在于西方与东方 —“国学 ”研究或许即是作为一种现代意象而得到扩张的。而“天人合一 ”这一说法，早已如神话般萦绕在我们耳旁，与我们的文明焦虑共鸣。长久以来，我们既需理解自己进入现代的坎坷与身处现代的迷茫，还需树立我 “国族 ”优越于西方的品质。“天人合一 ”这个意象，似乎是在满足我们对古今文明的双重需要中得以凸显的，而与历史本身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