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缪吾

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尚，学术和衣服一样，也有自己的时尚与潮流。时尚不仅是学术史中的观点与著述，更是鲜活的学术活动与鼓荡在学人心头的文化热切。在清代学术史的叙述中，方法的开拓、材料的更新、成就的高低、观念的转移常常是重要的说明对象，而薛龙春先生的新书《古欢》，虽以乾嘉知识界为对象，其研究重心却没有放在学术成绩的描述上，而是更看重乾嘉金石圈的时尚景观及其背后的文化生态。通过大量一手信札文献的探赜索隐，《古欢》复原了由不同阶层构成的金石共同体 —学者、官员、幕僚、商人、掮客、古董贩子，这些人一起推动了金石的 “时尚 ”热潮。其中，以发现、著录金石文献闻名于世的黄易，则是最为出彩的弄潮儿。

黄易（一七四四至一八○二年），号小松，是书、画、印俱佳的 “西泠八家 ”之一，他是武梁祠画像石刻的发现者，被称作乾嘉访碑第一人，是时人心中的 “碑痴 ”。有趣的是，这位 “中心人物 ”在金石研究上并没有很大的成就，也不是翁方纲、毕沅那样位高权重的学术领袖，然而正是他凝聚起乾嘉时期的金石共同体，通过自己的运作让金石学不断登上 “时尚 ”舞台。想要理解这样的反差，便要充分了解，金石对于乾嘉士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在《古欢》描述的乾嘉金石世界中，金石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裨益书学，作为可供赏玩的艺术珍品，金石也是欢愉的源泉、时尚之趋鹜，甚至是获取功利的方式。翁方纲在写给黄易的一封信中提到 “彼此各有新得，时时通问，亦天下第一快事也 ”，他们把金石拓片的交流、分享与收藏视为 “天下第一快事 ”。在乾嘉崇古之风的背景下，这种以金石为欢愉的心态，被他们称为 “古欢 ”。“金石古欢，世有几人，能不神依左右耶？”古欢如同今日的 “小确幸 ”一般，给收藏者带来极富宽慰的幸福感。 

“所谓 ‘古欢 ’，是说在金石拓片的摩挲与研玩中，他们获得无限的乐趣，而正是这种乐趣，将黄易与乾嘉金石学以及那个伟大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古欢》，2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这种欢愉带有一定的席卷效应，在整个乾嘉知识圈蔓延开来，进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时尚，如果一位文人对金石文字没有辨识与利用能力，仿佛没有掌握进入学界的密码一样。在《古欢》中，毕沅、翁方纲、朱筠、王昶、钱大昕、桂馥、王念孙、孙星衍、阮元等都是 “时尚 ”中人，其中不乏乾嘉时的一流学者。至于黄易主持的武梁祠重建，更像极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公益 ”派对。官员学者纷纷为重建武梁祠 “众筹 ”，黄易不仅组织了诗歌唱和及参观旅行，还“求当代巨公撰碑垂后，仿汉碑例曰 ‘某人钱万 ’‘某人钱千 ’，详书碑阴，以纪盛事 ”，只要捐了银子，他们的名字就能永远留在这场 “时尚盛宴 ”的记录中。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时尚？为什么黄易能成为时尚风暴的暴风眼？薛龙春认为，乾嘉时的金石收藏尚未形成完善的市场供给，需要通过懂行的 “中间人 ”来获得，能够胜任这一角色的，未必需要高官显位，而要掌握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源、与不同的阶层进行紧密合作。《古欢》刻画出黄易长袖善舞的形象 —他官位不高，却拥有极为复杂的身份：“幕僚、官员、河道专家、学者、收藏家、艺术家、出版家，他甚至还是采购者与销售员。”（234页）这样独一无二的复杂角色，让他拥有了拓本和人脉的双重资本，从而获得了最多、最新的金石收藏。这成为他与翁方纲、阮元等名流结交的敲门砖，货源丰富的黄易迅速成为圈中的香饽饽，谁都想通过他丰富自己的收藏；作为回报，这些官吏也会积极为黄易提供帮助 —人力、食宿、工具、信息，对他们来说，这些不过是顺水推舟的 “小事 ”而已。

我们看到，整个乾嘉金石圈结成了一个利益交织的文化共同体，支撑起金石考据与文人 “古欢 ”的，恰恰是各种类型的 “交易 ”—金钱的、实物的、人情的、权力的，这让金石 “时尚 ”萦绕着功利的气息。而黄易作为一个资本雄厚的弄潮儿，更在金石交易的世界中成为最大赢家，获得了名声、成就、实惠与莫大的欢愉。那么，最终又是谁来为这种 “欢乐 ”买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