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小安

一

饶宗颐很特别，是当代中国的国学大师，更是香港的文化符号；反过来，饶宗颐是香港的文化符号，更是当代中国的国学大师。饶宗颐成名成家，与历史时代和政治变迁密切相关。海内与海外，国内与国际，始终是饶宗颐学术人生与心灵寄托的两大维度。饶宗颐最了不起的地方，不仅是其对国学的深厚造诣，而且在于其作为通儒的赤子丹心。国学与中华情，海外华人与中国心，凝聚于一身。

在东亚，与当时国共海峡两岸分离、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相对应，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人统称为 “残剩中国 ”（Residual China）。国际冷战背景下，“残剩中国 ”被西方想象建构为一个分散与边缘的地缘政治单元，而又成为统一的研讨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分析单元；由于当时中国大陆对外隔绝，西方汉学家无法实地进行研究，这些地区也成为西方汉学家替代研究整个中国的实地场域和样板模型。在当时的政治语境里，相对于新中国而言，弗里德曼 “残剩中国 ”的概念主要指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地理板块的边缘性与碎片化的政治特征，以及私有化市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然而，几十年后，这一概念所没有阐发的当代涵义应该更包括中国传统风俗习惯承继的文化特征，即以后所发展类似的 “文化中国 ”的概念。与“文化中国 ”去政治化的族群文化政治概念不同的是，“残剩中国 ”概念背后长期被忽视的历史文化传统内涵却很有鲜明对比的启发性。

经过近百年现代性历程和社会变迁，回过头看，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如今更是足见弥珍。港、澳、台等地区各自拥有了一批来自中国大陆、具有深厚中国文化情结的杰出学者、国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例如历史学家钱穆、小说家金庸、歌词作家庄奴和国学大师饶宗颐，他们各自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元素，成为引领各自领域风骚的社会文化符号。这一时期，与欧美大学留学背景的中国汉学学者在西方大学之间流动不同，一批受中文教育背景的汉学学者，主要集聚和流动在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几十年来，正是这些杰出的学人成为境外中国文化传统传承的重要脐带和传播的重要符号，其中饶宗颐作为香港的杰出国学大师而熠熠生辉，是当之无愧的。

在东南亚，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重塑了东南亚各国一系列重大内外权力关系版图，东南亚华侨社会面临着严重冲击。一九五五年，南洋大学在新加坡正式宣布创办，这是国外第一家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大学，牵动着东南亚华人社会千千万万学子及其家庭的心。一九六五年，新加坡被迫离开马来西亚宣布独立，新加坡走上一条立足于自身国情和地区区情的独特发展道路。一九六八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东南亚研究院。几乎同时，美越战争升级，地区安全政治形势与新马国内工运、学运、游击战，一外一内，给东南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与此相对应，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国际海外汉学与新兴东南亚学者，纷纷云集新马两国。在中国大陆被封锁的几十年里，中国台、港、澳与新、马一直成为国际亚洲研究、国际汉学、国际资本流动和海外华人社会文化流动互动交汇的重要平台和关键支撑点。这一时期，在区域内，作为华社族群语言文化符号的教育政策与去中国化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的对外政策，相互交织，甚至冲突；在地化的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与中国中心的文史哲传统汉学研究，开始分野，各自发展，前者越来越受到重视，后者显得越来越落寞。与此同时，与汉学截然不同的发展局面是，东南亚研究则开始风生水起，地区内本土的东南亚研究与地区外的国际东南亚研究相互呼应，开始成为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

在更广阔的政治文化知识脉络谱系中，归纳起来，至少四大维度的转型进程，对理解把握饶宗颐，应该非常重要。其一，是中国从几千年的传统到一百多年的现代性转型进程。其二，是中国自古至今对外文化长期交流互动进程。其三，是“二战 ”后开始的冷战、民族国家建构，以及中国对外重新开放、香港、澳门回归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其四，香港与新加坡同为亚洲四小龙的两个华人为主的耀眼城市，分别是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与现代性的明珠，也是英联邦内华人学者（无论英文教育还是中文教育）国际化互动与流动的交汇平台。鉴此，作为伟大变迁的亲历者、承继者、与时俱进者，饶宗颐恰好成为处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国家与民族、海外华人社会之间交汇代表性的国家文化符号。而长期定居香港的饶宗颐，更使这种文化符号赋予历史与当代特殊的意识形态涵义。这种国家文化符号人物包括北京大学的季羡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钱锺书和中山大学的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