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玥阳

伴随科幻研究的兴起，新中国的 “十七年 ”科学文艺常常被纳入科幻研究进行讨论，结论常常是否定性的，例如认为科学文艺将政治和思想性作为评价标准，科幻因此退化为一种儿童科普读物。表面上看，这种论述恰切地描述出十七年科学文艺的功能，但这种论述也包含着未解的问题，即十七年科学文艺与此后的科幻文学本身便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诉求，倘若将科学文艺从历史中抽离出来，放在科幻的脉络中，只能得出负面的结论。

十七年科学文艺关注的并不是 “幻想 ”，而是 “现实 ”，“幻想 ”常常是被拒绝的概念。日丹诺夫曾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旧式浪漫主义 “描写不存在的生活和不存在的人物，而把读者从生活的矛盾和压迫引到那不可能实现的世界、乌托邦世界里去 ”。而革命的浪漫主义 “并不是乌托邦，因为我们的明天已经在今天被有计划的自觉的工作准备好了 ”。日丹诺夫表述得很明白，旧式浪漫主义总是写不可能实现的世界，而革命浪漫主义则致力于在明天能够实现的幻想。革命浪漫主义强调的既不是科幻意义上的幻想也不是乌托邦，它是对现实的重新认识，近似于高尔基所说的 “唤起面对现实的革命主义态度，唤起一种能够改变世界的态度 ”。这一思路与科幻相关，却又十分不同。十七年的科学文艺内在于彼时特有的情感结构，这种情感结构显现在那句不断重复的语句中：这不是幻想，这是现实。看似悖谬的措辞背后，是打破幻想和现实二元对立的冲动，或者说，是以全新的方式认识和改变现实的冲动，这与当下科幻文学的诉求完全不同。倘若否定和忽视这种不同，

将会错过进入十七年科学文艺的有效方式。

新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高士其，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主要从事科学普及工作，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在通俗杂志、妇女杂志上发表科普文章，被称为 “通俗化的科学书 ”。尽管也曾在陶行知的引领下创作儿童科普文章，但这并不是他工作的全部。而在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变成了儿童文学作家，高士其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与新中国成立前通俗杂志上发表的科学小品如出一辙，却被冠以 “儿童科学文艺中的杰作 ”。科学文艺与儿童文学的联姻并非偶然，这种想象方式与 “对现实的革命主义态度”一脉相承。一方面，儿童是一种现代身份。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突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儿童的位置，也不需要关注儿童，儿童只需要听老人的话就可以了。结果是，新中国成立初没有像苏联那样专门的儿童读物，儿童只能去读那些没有经过现代化的神怪武侠故事。人们发现，儿童成了中国现代主体建构中的缺失，在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试图超越现代中国的时刻，儿童却尚未被现代化。因此，对儿童的现代化成为当务之急。

一九五五年，中央出台政策大力发展儿童文学，科学成为主要手段，科学文艺也延续了曾经针对儿童的创作。而另一方面，苏联将儿童命名为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意味着儿童不仅是现代的，也是未来的。当下为儿童的科学幻想，将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变为现实。彼时的科学文艺作品无不携带着这种未来感。郑文光一九五四年在《中国少年报》上登载的小说《从地球到火星》被称为新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其主要情节与一九七八年的《飞向人马座》十分相似，都是三个孩子独自离开地球的故事，但作品的潜文本却截然不同。如果说失去控制、危机四伏的《飞向人马座》呈现出现代性内部的危机，那么《从地球到火星》更像是一个发生在未来的故事，早已超越了现代性的恐惧。小说中，孩子们每天央求爸爸带他们去火星，还跑到 “宇宙旅行协会 ”去找王伯伯，要求去火星。王伯伯还挺当真地阻止他们：“要出了事怎么办？”没想到三个孩子还是偷偷早起，开跑了火箭船，爸爸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开着二号火箭船去找他们了。两只火箭船在天上联系密切，并且安全返回了地球。这个叙事听起来很 “天真 ”，这种天真感很大程度来自人对机器的绝对掌控，这是一种 “很未来 ”的感受，在这个未来世界，人们已经克服了《飞向人马座》对机器失控的恐惧。马克思阐述了人在劳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能动性，在共产主义的未来世界，人的能动性将得到充分发挥，就像三个孩子，像旅行一样抵达了火星，完全不用担心燃料不足或失去联系。小说向儿童展望了未来的事实，并在结尾处暗示：“愿你们当中真的有人，能够成为将来第一批到火星去的人。”即是说，不要把这当成一种幻想，它会在未来，在儿童成为接班人的时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