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劲松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曾以其丰富、独特的发现震惊世人。二○一九年岁末，三星堆遗址再度引发关注。因遗址发现九十周年，学界在四川广汉隆重召开了 “纪念三星堆发现九十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正值大会期间，新华社二 ○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以一则《三星堆第三号祭祀坑崭露头角》的简要消息，披露出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三号坑。九十年历程属于 “过去 ”，新披露的重要发现属于 “将来 ”，这两个时间维度足以让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上因一个遗址的发现重新反思考古学的价值和意义。

一 

“过去 ”的九十年历程始于一九二九年。当年在三星堆的真武村燕家院子偶然发现一个土坑，出土了三四百件玉石器。因这些玉石器的流散，华西大学博物馆于一九三四年对玉石器坑进行清理，并开掘探沟。这是在三星堆的首次发掘，结果表明那里是一个古遗址。更多的考古工作从五十年代开始：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八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分别开展考古调查；一九六三年，冯汉骥主持发掘，断言三星堆是古蜀文明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一九八 ○至一九八六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等共进行五次大规模发掘；一九八六年偶然发现了两个埋藏丰富的祭祀器物坑，展现出一个前所未知的文明；从一九八八年至今，在遗址上开展的调查、勘探、发掘始终不曾中断。近年来对三星堆城址结构的探索和对城西北青关山大型建筑的发掘等，进一步揭示出三星堆城址在一个区域性文明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和这个文明所达到的高度。

今天，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衡量这些发现的意义和这个遗址的价值。比如从一九三四年持续至今的考古工作，使三星堆遗址具有差不多和安阳殷墟同样长的发掘历史，殷墟于一九二八年的首次发掘，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又比如，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图景的认识，改变了我们对 “中心 ”“边缘 ”“区域 ”等一系列观念的理解，甚至于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历史观。

一个遗址何以能改变人们的历史观？在考古学产生之前，人们通过各类文献对三星堆遗址所处的成都平原的历史已有认识。殷墟甲骨文中有十多种关于蜀的信息，卜辞中的蜀是殷商遥远而又有联系的方国，还是重要的农业区，在武丁后与商关系密切。卜辞中的蜀位于何处曾有不同意见，其中就有在四川境内或在成都平原的观点。古代文献里还记有与蜀相关的传说。比如《帝系》《史记 ·五帝本纪》《帝王世纪》《水经 ·若水注》等中都有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的传说。对蜀记载较多的文献是晋代的《华阳国志》，其中的《蜀志》开篇也是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的内容。该书对蜀的世系有更多记载，如在周失纲纪后有纵目的蜀侯蚕从首先称王，其后的蜀王或帝有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开明时期蜀与秦多有交往，直至公元前三一六年蜀为秦所灭。作为较为完整的关于四川等西南地区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对战国汉晋时期的蜀地的历史、地理、人物等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但对于更早的历史仍限于突出帝王世系的传说。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史学仍主要在各类文献材料中探索古蜀的历史。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但在获得三星堆的重要考古发现之前，人们依旧秉持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四川地区没有发达的文明，或者四川地区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属于中原或中原文明的 “边缘 ”。

考古发现不断更新着我们的认识。如今我们得知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大约为距今四千八百年至距今两千六百年，跨越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属于宝墩文化，有夯土台基、房屋和墓地。遗址上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遗存属于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化，出现了面积约四平方公里的大城，并形成在大城内分隔出三座小城的格局。城内有大型建筑、普通居址、手工业作坊、墓葬和各种埋藏坑。特别是一九八六年发现两个祭祀器物坑，埋藏千余件前所未见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以及大量的象牙和海贝等。这些发现揭示出在成都平原存在过发达的区域文明，在青铜时代可能还形成了早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