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隈研吾的「负建筑」与文化政治

作者:读书

2020-06-01·阅读时长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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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超

隈研吾与东京奥运会有着不解之缘。一九六四年,日本举办第十八届奥运会。十岁的隈研吾第一次见到建筑大师丹下健三设计的东京代代木国立体育馆时,被它的魅力吸引,自此萌生了当建筑师的念头。隈研吾说没有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他可能不会成为一名建筑师。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安倍政府最终否决了二○一二年赢得竞标的扎哈 ·哈迪德事务所二○二○年东京奥运会主竞技场的设计方案(此方案遭到大量日本民众和日本著名建筑师的抗议),取而代之的是隈研吾团队的方案—“木与绿色的竞技场 ”。

扎哈认为,日本当局与日本的一些建筑师合谋否决了她的方案,日本有些人不希望外国建筑师设计东京的国立体育馆。扎哈还指责隈研吾方案有抄袭自己方案的嫌疑,隈研吾予以否认,认为扎哈输掉这个项目关键在于她不是日本人。

在建筑领域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曾存在最激烈的斗争。弗雷德里克 ·詹姆逊(F.R.Jameson)认为:“关于建筑的论争有助于凸显这些看似仅与美学有关的问题的政治内涵,使我们容易发现其他艺术领域中有时更专业或更隐晦的讨论包含的政治内容。”(《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王逢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我们或许能理解为什么隈研吾说扎哈输掉项目关键在于她不是日本人。

西方建筑普遍主义话语的谱系与终结

在《新建筑入门》一书里,隈研吾对希腊以来的西方建筑话语做了谱系学式考察。自希腊起,建筑被定义为 “对主观普遍性的追求”。西方建筑史是在建筑物这一客体上实现人这一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希腊以来欧洲的精神史就是建筑扩张的历史。为了追求更普遍的东西,建筑从未停止过对外部的觊觎及攫取 ”(隈研吾:《新建筑入门》,范一琦译,中信出版社二○一一年版)。然而,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却一直存在着,自希腊人使用第一根石柱起,越追求建筑的主观普遍性的扩张,巨大的建筑造型体与环境的割裂越严重,建筑陷入危机。只有重新审视建筑的本质,才有让建筑走出危机的希望。

隈研吾通过追问建筑史的源头来寻找 “建筑 ”的最初定义。西方的建筑观念一直过于夸大人工构筑成分在建筑中的决定性作用,史前的巨石被写进建筑史,而洞穴则被排除在外。水平的地面上垂直的巨石将空间和时间切割划分,与自然对立,因此不同于自然的人工建筑形态现身了。隈研吾说道:“史前巨石的出现,就如同原罪,让形态的意识控制了无数建筑家,时至今日仍桎梏着建筑师们的头脑。”(《新建筑入门》)而自然形成的洞穴则呈现出空间的无限性和时间的整体性,与自然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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