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和笔的蓝图：世界遗产的困境
作者：读书
2020-06-01·阅读时长1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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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七月六日，我国 “良渚古城遗址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五十五处，追平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良渚申遗成功后，国内有考古学者表示：“国际学术界曾长期认为中华文明只始于距今三千五百年前后的殷商时期，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这意味着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于距今五千年前，终于得到了国际承认。”
将历史遗产拿到国际舞台上去比拼，谋求 “国际承认 ”，这是每年夏天都会上演的情节。 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六至七月召开的这个会议，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世界遗产大会。会上，来自各国的项目竞逐 “世界遗产 ”称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往往意味着一项遗产乃至一段历史记忆迈上了话语巅峰。参评世界遗产也成了许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铭刻历史叙事、博取文化地位的手段。世界遗产则成为 UNESCO知名度最高的 “旗舰项目 ”。
不过，打造一个国家历史叙事的 “竞技场 ”并不是这项事业的初心。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林恩 ·梅斯凯尔（Lynn Meskell）的著作《废墟中的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以及和平之梦》（A Future in Ruins: UNESCO, World Heritage, and the Dream of Peace），通过对世界遗产体系诞生、发展和演变抽丝剥茧般的剖析，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人类构建永久和平的美好希冀，往往受制于那些用来实现这些目标而产生的运行机制，导致其偏离轨道。世界遗产的初衷是通过保护属于全人类的遗产，让国家、族群、文化之间消除藩篱、并肩协作，但这个愿望最终却创造出一个庞杂的技术官僚体系，并招致了更多的纠纷、争议和隔阂。
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面对不断上升的粮食和能源压力，埃及政府决定兴建阿斯旺高坝。这个项目将使尼罗河的水位上涨六十二米，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许多重要的努比亚遗迹面临被淹没的命运。为了挽救这些文化遗产，四十多个 UNESCO成员国联合国际专家团队，出资近四千万美元，提供专业技术力量，将包括阿布辛贝神庙在内的许多重要遗迹迁移到高地保存下来。抢救行动的巨大成功，揭示了一种可能性 —通过国际社会的协作，可以保护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以此为契机，UNESCO于一九七二年订立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即《世界遗产公约》。公约提出：“保护不论属于哪国人民的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 ……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为此，专门设置了《世界遗产名录》，并建立了由定期轮换的二十一个国家构成的世界遗产委员会，负责评定、监管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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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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