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茱莉娅·贝尔德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自此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对当时的清廷官员们来说，这些“英夷”处处都不可思议，与历来所见的“夷人”都有所不同，而最可惊讶的地方之一，就是他们的统治者居然是个20岁刚出头的少女。

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期是英国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全盛时期：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势力还基本仅限于本土，治下不过30万平方公里、500万人；乔治三世手里则丢掉了北美殖民地，美国自此独立；至于现任伊丽莎白二世，从1952年登基起，继承的就是一个后殖民浪潮下不断缩水的英帝国，而在19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却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统治着全世界可居住面积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历史上可能从未有一个人（且不说女人）达到过这样的巅峰。

正是在她统治期间，英国真正完成了自己的现代转型。当她1837年登基时，马车仍未被火车取代，英国还有多达近半数的人口不识字，工厂普遍使用童工，连伦敦都只有20%的儿童上过学，而到她1901年溘然长逝时，地铁、电报已普遍使用，受教育成了一项义务，而女性也有了一些基本权益。

当然，确切地说，这些功绩并不应该完全归于她的治理能力，因为根据立宪君主制的原则，她所扮演的只是国家的象征。可能也是为了让这一象征显得更为完美，后人在编选其书信时，系统性地净化了她的言词用语，删掉了任何可能让她显得“过度强势、不够端庄或者言语不逊”，以及存在政治偏见的词语。然而，事实上，翻开这本维多利亚女王的秘密传记可以发现，在她身上交织着各种矛盾。

《维多利亚女王》

本来，对于像她这样的伟人而言，这种复合性也是事理之常，但在那个年代，作为世界头号帝国的女性统治者，可想会尤其不寻常。英国史学家约翰·希利在1883年曾说，大英帝国是“无意中”得来的，那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维多利亚女王也是无意中得到王位：虽然她一出生就是英国王位的第五顺位继承人，但小时候她最大的梦想仅是逃脱母亲令人窒息的掌控，在自己的房间里单独睡觉，以至于她成为女王后的第一道敕令就是将自己的床搬离母亲的卧室。少女时代的她常被人贬低为自私、愚蠢、自负甚至轻浮，也并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即位后也一度在国外被视为“悍妇女王”——她不是“生而为女王”的，而是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中逐渐“成为女王”的。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她如何学习“扮演”并胜任女王这个“角色”？她漫长的一生见证并开启了欧洲君主制从直接权力转变为间接影响力的时代，这意味着实际统治逐渐转交给议会之后，象征性权力才成为对君主而言最为重要的存在。维多利亚女王在这一点上做得尤为成功，不仅因为英国君主立宪制天然更适应这样的时代大势，恐怕也因为她作为一个女性不那么有权力欲，而其甜蜜、简单的家庭生活却更能代表当时英国主流的中产生活。

女王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政见。她和父母一样都是辉格党人，也始终希望由辉格党人来担任首相，甚至一度怒不可遏地说过“托利党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但正如这部传记所洞察的，她也常常被个人性情左右自己的判断：她早年深深偏爱的墨尔本勋爵表面上是辉格党人，但其实本质上是个保守派，而她晚年时最喜欢的首相迪斯雷利甚至成功地将她转变为保守主义事业的支持者。这些都意味着，她真正看重的与其说是某种政治信条，倒不如说是某种上层社会的格调：墨尔本勋爵的风趣、迪斯雷利的奉承才是她真正乐在其中的，而托利党人罗伯特·皮尔的冷漠腼腆、自由党人格莱斯顿的刻板孤傲，都是她避而远之的。迪斯雷利曾一语道破：“格莱斯顿把女王当作一个公共部门来对待；我把她当作一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