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登山者在冰川上攀爬

大学生选拔

“快跑！”走在队伍前面的教练转头大喊了一声，他的声音即刻被巨大的崩裂声淹没，所有人都惊了：整个远处的半山像泥石流一样塌了下来，汹涌地朝他们奔袭过来——“雪崩了”。队伍里的人都调头往回跑，原本在队伍最后的李致新、王勇峰和另外一个同学冲在最前面，身上的背包被瞬间扔了出去，逃命要紧。好不容易冲出了雪的包围圈，等他们回头一看，教练和其他几个人都不见了。

三个人来不及多想，赶紧扒。有两个人埋得浅，很快被掘了出来，然而其他两个人怎么都找不到，几个人在山上急得跳脚。李致新突然想到四个人用绳结连在一起，只要顺着绳结用力拉，拽不动了，就说明有人了。果然，扒到了一个背包，人是头朝下的，四个小伙子喊着“一、二、三”，将人翻过来，脸已经冻紫了。李致新拉过他的手就往怀里焐。之后又顺着绳子往前拽，将其他人救了出来。

这一年是1984年，王勇峰21岁，读“大三”，李致新比他大一岁，读“大二”，两人都在武汉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就读。这是李致新和王勇峰第一次正式意义上攀登前的预演练，结果就遇到了雪崩。前一年，胡耀邦访问日本的京都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同志社大学山岳会、京都府日中友好协会联名致信，希望能邀请中日大学生攀登位于西藏的纳木纳尼峰。那时，中国登山队没有大学生运动员，就想到在大学里面选。

对于登山者来说，雪崩是头号大敌，如果不及时将雪下的人救出来，冻伤是小事，因窒息丢了性命是最常见的——1990年列宁峰山难，45名队员中有43人遇难，被视为登山史上第一大山难，就是因为遇到了雪崩。因此，许多人在遇到雪崩逃生之后就放弃了登山的想法。李致新和王勇峰两个人却没有。王勇峰告诉我，那时，他对登山不是很了解，但从心里觉得登山是一种生与死的考验，他报名参加学校登山队就是想体验人在面临生与死的抉择时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当时，两个人都没想过，数年以后，李致新当了中国登山协会的主席，王勇峰则是中国登山队的掌门人。

珠穆朗玛峰吸引一批批登山者前来，图为一名女性登山者在珠峰南坡的路旁休息

在李致新和王勇峰两个年轻人的心里，登山是英雄做的事情：1960年，中国登山队的三名运动员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和出色的技巧，从北坡成功登顶，首次完成了人类从北坡征服珠峰的夙愿，也在世界登山史上书写出属于中国人的灿烂一页；1975年，中国登山队9人登顶珠峰成功，登山队员们还在珠峰顶峰竖起测量标杆，为不久后准确测出当时世界公认的珠峰高度（8848.13米）起到重要作用，其中的女队员潘多同时成为世界上从北坡登上珠峰的第一位女性。“那时候我读小学5年级，潘多的故事家喻户晓，所有人都知道。”王勇峰说。

对于这支英雄的队伍，两个人并不陌生。武汉地质学院的师生经常在野外实习，在野外生存、登山方面都有不错的经验。从地质学院选队员也是老传统，1960年中国首位登上珠峰的登山运动员就来自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一些老师虽然不是国家登山队的，却也曾是登山队员，执行过国家任务，还攀过珠峰。王勇峰告诉我，1960年攀登珠峰的运动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有的是工人干部，有的是大学毕业生；到了1975年，执行珠峰攀登任务的则是部队的精英，“都是各部队表现最优异的，基本都是排长、班长。我们每天都跟这些经历过生死的人打交道，他们每个人都是英雄，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故事。我们当然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

1984年这次大学生之间的选拔其实有意在为中国登山队发掘后备人才。选拔标准也跟以往不同，要求必须是大学本科以上。“当时中国登山已经不只是要征服高山，彰显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它还纳入了科考的功能。老一辈登山家们认为未来需要一批知识结构完备的年轻人为中国登山队加入新思想、新思维。”王勇峰告诉我。

王勇峰记得，他们学校报名的人数超过了200人。选拔非常苛刻，第一个项目是负重走路，每个人背30公斤重的物品绕着操场走半小时，一轮下来，人员少了一半；第二个项目是考察视力，视力在1.2以下的全部筛掉，只剩下了50多人；第三个项目则是去海军总院做低压氧操，即模拟海拔高度，让人在里面活动。到了8000米的模拟测试点，王勇峰一点儿反应都没有，感觉非常好。等到了8500米，他收到了一个纸条，打开一看他就乐了。是两道题目，其中一道题是数学题，问一加一等于几。这次通过以后就剩下20多个人，组成了登山队。

正式进入中国登山队是在纳木纳尼峰攀登完之后。当时中国登山队的领导觉得两个年轻人表现不错，就让他们留下来做队员。那时候，两个人已经看到登山的国际交流趋势，在训练之余坚持学外语，一个学日语，一个学英文，这为他们后来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奠定了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我们登山的时候，登山承担了两国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功能。”王勇峰说，1985年登完纳木纳尼峰，胡耀邦接见了他们，随后，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也接见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