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国登山队离开“大本营”驻地，向珠穆朗玛峰挺进（新华社供图）

8500米以上的记忆

我是在成都见到的贡布，作为1960年首登珠峰唯一的在世亲历者，如今87岁的他回忆起60年前在那短短几天中发生的事情，细节依然清晰。

问题是从海拔7450米的“大风口”开始出现的。那是4月29日第三次高山行军，40人的队伍前进到著名的“大风口”时果然遇到强风，气温降到了零下37摄氏度，队伍瞬间停滞了。谁也顾不了谁。队员只能自己原地挖雪洞避风，不到两个小时，相继出现冻伤情况。贡布和队友拉巴才仁找到一个冰裂缝躲了进去，一直等到第三天，风才停。

风停后，人们发现队伍早已被吹散了，于是队长史占春表示大家各自前进，不再结组。又经过三天的攀登，最终到达海拔8500米东北山脊顶部的只有史占春、王凤桐、拉巴才仁、石竞、贡布5个人，此时已是5月3日下午5点，贡布负责在此搭起一个帐篷，照顾疲劳过度的拉巴才仁和石竞，而史占春和王凤桐决定继续向上攀登最难的“第二台阶”。

两人花了4个小时，于“第二台阶”悬崖下方止步，在一堆积雪处挖了一个不太深的雪洞，未用氧气地度过了寒冷一夜。第二天等他们钻出雪洞时，发现昨晚其实已经攀到距离“第二台阶”顶部仅差4米的地方，珠峰尖锥形的顶峰就在眼前，由此翻上“第二台阶”就是登顶路线。

中国登山队在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后，第一批队员在1960年6月7日凯旋回到拉萨，受到拉萨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右起：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新华社供图）

贡布记得，他们两人第二天回到8500营地时，史占春嘴是黑色的，王凤桐鼻子也已经黑了，冻伤明显。史占春让石竞和王凤桐下山，准备让贡布和拉巴才仁和他一起继续攻顶。三人在帐篷里翻出身上最后一点炒面，却发现火柴怎么都点不着了，看着太阳一点点下山，史占春最终决定放弃攻顶，三人一起下撤。

这次在“大风口”冻伤的队员几乎占了主力队员加运输队员的一半，达到海拔7100至8000米的70名队员里，冻伤者34名。史占春、王凤桐、陈荣昌、拉巴才仁等主力队员都因冻伤不能继续攀登了，从大本营撤到日喀则接受治疗。贡布在下撤途中扭伤了脚，也被副队长许竞要求回日喀则休养。

回日喀则就意味着无缘本次攀登行动了，贡布不愿意，许竞让他去征求队医的意见。于是贡布找到了当时在大本营的队医翁庆章。“他说我身体情况不错，并且有达到8500米的经验，一旦自己不行时，不要麻烦队里，自己下来就行了。我一辈子都感谢翁庆章的这句话，要是没有他，我就不可能登顶。”

队伍重新调整过后，第四次高山行军开始了。5月23日下午，许竞带着突击队员王富洲、刘连满、贡布先到达了8500营地，傍晚屈银华带着8名运输队员也到了。此时8500营地既没有那么多帐篷也没有那么多氧气瓶，于是许竞让除屈银华之外的其他运输队员返回8100营地。

第二天，5月24日，整整一天的进度在不断延后。早晨4名突击队员依次出发，许竞走出30米便因疲劳倒下了，于是又临时让帐篷里的屈银华补入突击小组。在高海拔换装备极慢，耽误了不少时间。

中午12点，担任突击队长的王富洲带领刘连满、贡布、屈银华到达“第二台阶”底部。“第二台阶”总高20米，相当于一栋8层楼，下部虽然陡，但还可以找到攀附点，两小时后，他们抵达“第二台阶”上部一道4米多高岩壁下，这里就是史占春、王凤桐上次过夜的地方。“二战”前英国人8次尝试从北坡登顶珠峰都未成功，其中4次都是在这里止步而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