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靖

正如凯文•巴扎纳（Kevin Bazzana）那本影响广泛的优秀传记的标题，加拿大著名钢琴演奏家、博学家格伦•古尔德的生平与艺术堪称一个“不可思议的惊奇”（Wondrous Strange）。这个巨大的匪夷所思的惊奇就像一座兀自屹立的千寻雪峰，以其一贯的高情绝才和孤标傲世在20世纪的音乐史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若要为这座高耸云天的壮丽雪峰立下一块唯一的界碑，那便是古尔德宣布永远退出舞台的1964年。循着这块醒目的界碑徒步而上，我们在空气越加稀薄的更高之处，突然憬悟到这个不世出的天才身上所萦绕着的深邃的北方情结。在象征意义上，1964年是他走向更北之北方的一个宣示，那个源于地理学又超越地理学意义的北方，是他毅然转向的孤冷而空旷的录音室，更是那份遗世独立的生命形式和美学态度。

凭借着对音乐的极高天分和独特理解，少有神童之誉的古尔德13岁便登台独奏，15岁与多伦多交响乐团合作演出，25岁开始世界巡演，伯恩斯坦、卡拉杨等一流指挥家与他同台合作，无不赞誉有加。他的演奏艺术与个人魅力甚至穿破铁幕，让1957年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因了他的独奏会而震颤不已。在舞台上，一贯特立独行的古尔德总是让一众乐评人和无数观众瞠目结舌，其演奏风格无比怪异，总是坐在一把父亲特制的仅高33公分的矮凳上弓背演奏，且经常边弹边唱；其曲目选择冷门怪癖，总是将公众喜爱的肖邦、舒曼、舒伯特排除在外，坚持弹奏冷门音乐家如勋伯格、欣德米特的曲目，而令他名声大噪的《哥德堡变奏曲》，在他之前也鲜有人问津。有人说，这种选曲像是无言的表态：“我古尔德到这里来，不是参加考试或审查。我的演奏，应该是一种启示！”

1962年，古尔德与伯恩斯坦、纽约爱乐乐团合作演出勃拉姆斯的《d小调钢琴协奏曲》。他坚持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演奏，以便显现此曲的“庄严”（maestoso）氛围。伯恩斯坦对这种非正统的诠释方式虽有不同意见，还是决定支持。他先向团员打气并疏通情绪：“这小子是天才，就算他是错的，结果也会很不一样。”等到正式开演前，已经踏上指挥台的伯恩斯坦深感不妥，转身向观众说明：“这是一次十分违反常规的演奏，与我们以前所听过的、甚至梦想过的完全不同！”音乐会过后，观众反应热烈。乐评人却说：“简直让人不耐烦，好像在等一辆早该到达的公共汽车时的感觉。”甚至认为：“古尔德虽然是个优秀的音乐家，不幸的是，目前似乎神志不清，已不适合出现在公众舞台……”

面对外界的不断奚落和攻击，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广播电视方面的创意实验潮，古尔德的内心交织着一股由愤怒、恐惧和憧憬所构成的洪流，以至于早在1962年他就宣布要永久退出演奏舞台，并感慨“我真希望我的下半辈子都能够回归自己”。于是，他取消音乐会的次数越来越多，言行举止也越来越奇特，甚至公然声称“我讨厌观众，我觉得他们是邪恶势力”。事实上，古尔德所谓的下半辈子回归自己，就是他向心中的北方不断进发的孤独之旅。1964年4月10日晚，古尔德在洛杉矶的威夏•伊贝尔歌剧院（Wilshire Ebell Theater）举办独奏会，他弹了巴赫《赋格的艺术》中的四首赋格、《D大调第四帕蒂塔》、贝多芬《E大调奏鸣曲》（Op.109）、欣德米特的《第三奏鸣曲》，他的曲目、技巧、诗情和见解让观众们狂喜不已，也深深感动了乐评家，几乎所有人都原谅了他的古怪气质。然而从此以后，他便在公开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