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世界音乐”公众号的主编曼青。如果你们对百年前的历史、音乐文化特别是流行音乐的变迁感兴趣，而且还带着一点点小小八卦的精神，那么在这个系列的小课，你会有许多收获。

在正式开始我们的小课前，我想先带大家穿越到100多年前的上海。你可能会发现，现在我们的娱乐生活跟100多年前的人其实相差不大。在100多年前，上海从原本的一个小渔村转变到了华丽的“魔都”，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一种整容级别的转变。在十里洋场上，无时无刻不在涌现新鲜事物：电灯、电话、有轨电车、摩天大厦、百货公司……如果看过上海的老照片，从高处俯瞰整个外滩，你们会发现当时的外滩跟纽约是非常相像的。在现代化的巨变底下， 如茅盾笔下的吴老太爷那样被“怪物”和“魔窟”碾压吞噬的灵魂不在少数，而更多的人则报以乐观主义的消费心态，成为上海娱乐产业的原动力。而且上海本身的位置感就够强：“聚欧亚，会中外，融东西，合南北”。尤其是明清以来江南社会弥漫的享乐风气和西风东渐的商业文明一拍即合，把上海塑造成了“西面的纽约”和“东方的巴黎”。

此时的美国正沉浸在爵士时代的癫狂之中，妇女获得了投票的权力。后来整个美国进入了经济大萧条。欧洲则刚刚从大战的泥潭中挣扎上岸。曾经的咖啡馆歌手可可·香奈儿推出了经典的黑色迷你裙和五号香水。当时的上海则早已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东方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当时中国大部分资金都聚集在上海，华洋互补的商业格局为上海娱乐产业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上海成为当时中国娱乐产业的中心也是必然的。不只是当时本土传统的戏曲、游艺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得以更加广泛地传播，而漂洋过海而来的戏剧、电影、流行音乐等“舶来品”也依赖良好的受众基础而迅速崛起，而且不过是二三十年间的事情。

上海娱乐产业可以快速的起步，首先跟现代化科技的引进有很大关系。早在1890年，申报馆发行的科学刊物《格致汇编》上，刊载了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撰写的一篇文章——《新创记声器图说》。文中写到：“数年前，西人创有传声器即德律风，能远近通言，已属巧而奇矣。今又有人造成记声器，能记存言语，数发其声，是奇而又奇矣。创此器者，美国人名爱第森也。”“德律风”就是telephone。后面说的就是爱迪生于两年前刚刚发明的蜡筒式留声机。

后来，美国人奇切斯特·贝尔和德国人埃米利·博利纳等人分别对留声机进行改进，又发明了可复制的平面圆盘唱片，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黑胶唱片。完成了科技向商业的转化。

新式圆盘唱片留声机很快也登陆上海，当时上海整个步调跟国际上是非常快速接轨的。媒体对留声机大加赞赏：“新式顶响唱戏机器，比戏台上唱更响，永远不坏”。（《时报》1905年2月）这个今天看来有点“标题党”，但是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新的发明是一种开放又积极的态度。

当我们有了可以放出声音或者说音乐的机器之后，唱片的需求自然而然就开始多了。所以为了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留声机经销商纷纷开始录制唱片，上海成为中国唱片业的发源地。早期录制的唱片以戏曲为主。直到1927年底，来自英国的百代唱片公司率先发行“名伶、明星”唱片，开创了时代流行歌唱片之先河。流行歌曲也由此诞生，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由音乐教育家、作曲家、“明月社”的创办者黎锦晖创作，黎锦晖这个名字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会不断提到他，因为他对中国的流行音乐有非常大的影响，而这首第一首流行歌曲就是由他的女儿黎明晖演唱的“特别新曲”《毛毛雨》。

这首歌是黎锦晖“平民音乐”思想的一次实践，以中国民间情歌惯用的文学手法和独具特色的民歌曲风大胆而率真地表达了平民女子对纯真爱情的追求，深受市民阶层青睐，就连自称“不大喜欢音乐”的一直很高冷的张爱玲也十分着迷于这首歌，迫不及待地将其翻译成英文，并写下了一段说明：“

我喜欢《毛毛雨》，因为它的简单的力量近于民歌，却又不是民歌——现代都市里的人来唱民歌是不自然，不对的。”

从《毛毛雨》后，大家开始接受流行歌曲。因录制“时代曲”而销路大开的百代唱片公司由此进入鼎盛时期，可以说一家独大，占据了流行乐坛七成以上的市场份额，并喊出“当代名歌全归百代，影坛俊杰皆是一家”的豪言壮语。

科技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就在唱片业蓬勃发展、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又一项新的技术发明也在上海悄然登场，它的出现不亚于今天网络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完成了音乐产业的第一次迭代升级，这就是广播电台。

1923年1月23日晚8点，“奥斯邦电台”在广东路大来洋行的顶楼开播，成为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无线电台。开播首日的节目包括小提琴独奏、四重唱、萨克斯独奏以及新闻简报等。两天后，奥斯邦电台还首播了孙中山先生的《和平统一宣言》。遗憾的是，这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台仅仅维持了3个月，因北洋政府的干预和公司内讧而被迫关闭。

1927年，广播电台也成为了一种自媒体。位于南京路上的新新百货公司为了推销自制的矿石收音机，开办了一座十分简陋的玻璃电台，四面都是玻璃的空间，主播或者说DJ在里面播放，这是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广播电台。这个玻璃电台除了给商品打广告之外，顾客还一边购物一边透过玻璃橱窗看播音和演出实况。跟现在品牌由直播主做广告非常相像。

广播电台渐渐融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中。与价格昂贵的留声机相比，收音机便宜得多，况且不必另外购买唱片，只需拧动旋钮就能轻松享受音乐，因而大受欢迎。而留声机自“畅销无线电收音机以后，竟大受打击，唱机销路，寥寥无几”。科技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娱乐方式，还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思想。

随着近代西式教育在上海的普及，民众的道德观念悄然发生着变化，女性的地位大大提升。她们摆脱旧式家庭的束缚，勇敢地走出家门，对社交和娱乐的需求与日俱增，女性逐渐成为娱乐业的重要参与者和消费群体，这一点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原本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男女共舞被普遍接受，租界内大大小小的舞厅比比皆是，学跳舞成为摩登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报纸上曾刊载过一篇题为《不擅跳舞是落后》的文章：“今年上海人的跳舞热，已达沸点，跳舞场之设立，亦如雨后之春笋，滋茁不已。少年淑女竞相学习，颇有不能跳舞，即不能承认为上海人之势。”（《小日报》1928年5月3日）所以不会跳舞，你不能说自己是上海人，不会跳舞的上海人大概很难混社会了。

自古歌舞是一家，跳舞就要有音乐，舞厅很快成为音乐表演的重要舞台，许多观众早就不满足于在留声机和收音机中收听音乐，纷纷慕名而来，也就是live的风气，一睹自己心仪已久的歌手的芳容。有了观众粉丝基础，接下来一大批个性鲜明、技艺精湛的女性歌手登上舞台，大胆地表达，引领着时尚，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效仿。

新闻媒体的积极参与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大报纸时常发起不同名目的投票、选举，加速了歌唱明星的成长。40年代后期，媒体选出了“上海滩七大歌后”，她们是：周璇、白虹、龚秋霞、姚莉、白光、李香兰（山口淑子）和吴莺音。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就以她们的人生轨迹和代表作品为线索，带领大家一同回顾中国流行音乐起步阶段的坎坷历程，挖掘歌声背后的时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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