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时

天下之事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莫过于道、术而已。道、术虽然都指道路，但含义不同，道的本义为达，《说文解字》说“一达谓之道 ”，所以道是指直接通往目的地的大路。人只有行之于道，才能到达终点，实现其终极目标。人生的目的在于求道，学问的目的也在于求道，道之所得，则可成就使命，所以孔子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 ·里仁》）。而术则为邑中小路，也就是坊间之途，小路虽不能直接通达目的地，但小路与小路的衔接联络却是引导人们步入大道的关键。没有小术，也就不可能寻得大道。显然，问学必须道术兼修，人只有谋近而图远，积术而达道，才可能穷神知化。

《周易 ·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和器的关系也就体现着道和术的关系。古人制器用器，目的其实并非仅限于器物本身，而是重在以器载道。凡事无需咬文嚼字，示之以器，全在不言。这些思想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先民的超凡智慧。

一、 礼器的意义

《礼记 ·礼器》开篇即言：“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对这句话的理解，历代经学家各有不同。汉儒郑玄以为：“礼器，言礼使人成器，如耒耜之为用也。‘人情以为田 ’，‘修礼以耕之 ’，此是也。大备，自耕至于食之而肥。”郑氏的说法太过迂曲，且自相矛盾，况且孔子主张 “君子不器 ”，如何修礼而成君子，反又退而成为器了呢？这在中国传统的修身观念下，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清人孙希旦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礼记集解》中说：“礼经纬万端，人能以礼为治身之器，则于百行无所不备，而其盛德也。”这个解释虽较郑玄要好，但仍未能正确地诠释出经文的原义。古人主张修身以德或修身以礼，又何曾有过修身以器的思想？如果礼为治身之器，那么礼与器不就被看作同一层次的东西了？这与古人一贯奉行的道与器的分别是格格不入的。

宋代学者方慤在其《礼记集解》中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运而无名，器运而有迹。《礼运》言道之运，《礼器》言器之用。”其于道与器的不同做了明确的划分，几乎触及问题的本质。事实上，“礼器 ”应指合礼之器，礼非蹈空逞辩之谈，必须通过相应的器物得以表现，故器合于礼则礼成，是谓大备，大备为盛德；器不合礼则礼失，是谓不备，不备则无德。明礼先需知器，知器终致明礼。所以《礼器》全篇都在讲合礼之器用。古人以为 “物无不怀仁 ”，据器以明礼，合礼而制器，反映了先贤对于礼与器之关系的深刻思考。

先民既可以器拟礼，当然也可以器拟人。孔子的一贯思想是 “君子不器 ”（《论语 ·为政》），何为 “不器”？何晏《论语集解》引包氏的解释是：“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皇侃《疏》引熊理说：“器以名可系其用，贤以才可济其业。业无常分，故不守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车殊功也。”这个说法或许仅领会了圣人微言的一层意思，即君子不能如器一般所用局限。器的特点是一器一用，每器专用，而君子之德则不能如器物一般各守一用，应无所不施。然而于此之外，孔子之言似乎还有着另一层深意。器物或如容器，无论大小，其受量皆有极限，此即所谓器量。《论语 ·八佾》引孔子云： “管仲之器小哉！”何晏《集解》： “言其器量小也。”即用此义。然而管仲果真属于器量狭小的人吗？《管子 ·小匡》引施伯谓鲁侯曰： 

“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大小乃相对之辞，此施伯以为大，但孔子以为小，或以为管仲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以其局量褊浅，规模卑陋。从这些史实分析，孔子所说的 “君子不器 ”，意思显然是说君子不能量小用狭。器有限量，又有限用，这都不能体现君子有容乃大、安邦济世的大器度与大格局。与此不同，孔子又时而以器比人。《论语 ·公冶长》记有一则故事：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孔子既然主张 “君子不器 ”，缘何又以器比子贡，难道其以子贡非君子乎？何晏《集解》引孔安国的解释是：“言女器用之人。”又引包氏曰：“瑚琏，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琏，周曰簠簋，宗庙之器贵者。”经家旧注皆循此思路以论子贡瑚琏事，谓赞其如宗庙之贵器。其实这种解释似是而非，宗庙之贵器众多，钟、鼎岂非贵器？尊、簋不为贵器？皆当贵过瑚琏！那么孔子何以独取瑚琏为喻？况器无论贵贱，若仅重在其用，这种譬况就深违孔子的一贯主张。瑚琏是西周晚期至东周时代的常见礼器，其盛稻粱，形状则呈方正而无圆，至东周尤甚（图一）。宋人误称为 “簠”（《考古图》卷三），唐兰始辨宋人之失，且据青铜器铭文的器物自名定其为 “瑚”（《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为不刊之论。器物既明，则知孔子以子贡比作瑚琏，其用意实际在于借这种方廉之器而赞子贡方正不阿，喻其性格棱角分明，耿介率真。此属以器之性拟比人之性，而非限指器之用途。

子贡的性格外方而不圆滑，《论语 ·子张》记载了三件事，尽显其精神。一次鲁大夫叔孙武叔在朝廷上对官员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听后反驳道：“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孙武叔仍然不时地诋毁孔子，子贡则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陈子禽也怀疑孔子的学说，对子贡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直言道：“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针锋相对，驳斥得痛快淋漓。子贡维护孔子，实非常人可比，此足以见其耿介忠慤之心。今知古人素有以器比人之习，则孔子以瑚琏相喻之用心便非常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