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磊

一直以来，英国的当代古典音乐都让人既迷恋又迷惑。迷恋之处，当然在于许多作曲家前赴后继，认真而又坚定地承袭着自埃尔加、沃恩•威廉斯以来的英式浪漫主义传统。浓得化不开的田园味道、哀而不伤的旋律，确实仍然颇有吸引力，非常符合大多数普通听众的审美品味和精神需要。迷惑之处，当然在于这种自我耽溺的风格近乎于一种不加节制、不知反思的自恋情结，久听之后自然腻味、生厌。情绪极端之时，甚至会觉得这些浪漫派的徒子徒孙与美国那些重复到底、自我复制到底、至死不改的简约主义者一样，都是些又臭又硬的茅厕之石。当然，英国当代作曲家里也有些比较“另类”的，比如里贝卡•桑德斯和菲尼豪夫，一个将器乐的身体性发挥到了极致，另一个则将他自创的新复杂主义在全球发扬光大。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位作曲家已经没有了真正的英国性，几乎完完全全欧陆化了。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在欧陆、北美地区更受欢迎，大多数时间呆的地方也都不是英国本土。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有某种旋律性（在我看来这一标签对于一个英国作曲家至关重要），又没有太过于恶俗、拙劣或简单地模仿埃尔加、沃恩•威廉斯，成功地战胜这些造成“影响之焦虑”的英国作曲家呢？答案是有的，至少弗兰克•丹雅（Frank Denyer, 1943- ）便是其中一位。在我看来，将他称作“借尸还魂”的英国新旋律大师都不为过。

对许多爱乐者来说，这似乎又是个陌生的名字。不过，这恰恰说明我们多么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文化补课。提到弗兰克•丹雅的背景，其实再传统不过了。他曾经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做过唱诗班歌手，后来在伦敦的市政厅音乐及戏剧学院学习音乐。不过，他的音乐事业要到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开始。在那个各种前卫思潮并起的时代，他组建了一个新音乐乐团——“赫尔墨斯之口”，演奏东西方各种新作曲家的作品，在英国、欧洲大陆、斯堪的纳维亚巡演时掀起了一阵热潮。不过，他很快发现自己视野的局限，便离开了英国本土，开始了他一系列的音乐之旅，去了东非、西亚、北印度与西印度的很多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田野调查既是为了完成他在卫斯理大学攻读的民族音乐学博士学位，也是受到他内心隐秘需要的推动。他非常渴望听到、创造出新的旋律，他也非常渴望能让乐器发出新的声音。如果实在找不到他内心渴求的声音，他就干脆尝试着创造一些新的乐器、或者发现一些以前根本不被认为是乐器的乐器（即“现成物”） ，让它们发出他想要的那些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