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雪涛

二○一九年八月十二日，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写来一封邮件，告知陶德文（Rolf Trauzettel）教授在前一天晚餐时去世的消息。他说会在波恩举办一个小的纪念活动，正式的告别仪式将在莱比锡举行。

其实在认识陶德文之前，我早就知道这个名字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在北外读书的时候，对德国汉学产生了兴趣。那时我从我的德国老师那里得到过一本 “费舍尔世界史丛书 ”中的第十九本《中华帝国》（Das chinesische Kaiserreich，1968），知道书的作者除了大名鼎鼎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之外，还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 Rolf Trauzettel。

一九九九年我到波恩的时候，陶德文已经荣休四年了。不过汉学系图书馆里一直保留着他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的四壁全是书，透过对开的两扇窗子一眼可见楼下的青青草地和旁边流淌着的莱茵河。我们在系里常常见面，他看起来非常严肃，我跟他每次碰面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并没有深交。在波恩的日子，我基本上过着宿舍和汉学系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系里除了一些讲座之外，通常也不组织什么活动，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每年十二月圣诞节前汉学系教职员工的聚餐。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顾彬教授邀请汉学系的同事一起在中餐馆吃饭，我也在被邀之列。那天晚上，顾彬拿了一瓶他珍藏多年的五粮液，向我正式介绍了他的 “精神导师”陶德文：“他是欧洲最好的汉学家，根本不是之一。”（他当时好像说的是德语）就这样，我跟陶德文算是正式认识了。他坐在我的旁边，我们谈话的内容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但那天晚上他给我的印象是话不多，但显得坚定、克制，而我跟顾彬却将那瓶五粮液喝了个底儿掉。陶德文和我都住在巴德 ·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那是波恩南边一个古老的住宅区，除了选帝侯那著名的洛可可风格的宫殿之外，还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十八世纪以来的建筑。之后我们在地铁里又聊了一路，尽管车厢的地板就像甲板一样在我脚下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