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翔

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话语谱系中，大同与小康是一对来源于中国传统却一直活跃着的重要概念。在《礼记 ·礼运》中，大同之世是在小康之世对三代的怀想与追摹。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在重新阐释《礼运》篇和 “三世说 ”时，结合进化论思想，将大同阐述为小康之后的进化。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小康与大同仍然是一对重要的政治概念。随着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同成为越来越多被提及的概念。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大同思想近代发展的里程碑式著作，但他在生前坚持不刊行《大同书》全书，只在一九一三年将甲、乙两部连载于《不忍》杂志第一至八期。康有为何以如此？最有影响的解释是，康有为当时主张君主立宪，讲大同与之相冲突，《大同书》未到出版时机，如果出版反而不利于世。梁启超曾手写《南海先生诗集》四卷本，一九一一年在日本影印出版，编辑体例基本按写作日期先后排定，但将《大同书成题词》置于诗集之首。梁在此诗后的按语说：“二十年前，略授口说于门弟子；辛丑、壬寅间，避地印度，乃著为成书。启超屡乞付印，先生以今方为国竞之世，未许也。”（值得注意的是，此诗及梁氏按语刊于《不忍》杂志创刊号，该期亦开始连载《大同书》甲部）崔斯哲手写的《康南海先生诗集》十五卷本于一九三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崔在此处的按语也说，康有为完成《大同书》之后，“既而思大同之治非今日所能骤几，骤行之恐适以酿乱，且以今为国竞之世，因秘其稿，不肯以示人 ”（《康有为全集》第十二集，136页）。后来的研究者多延续这一成说，认为原因在于《大同书》与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君主立宪主张相冲突，刊行《大同书》将暴露其自相矛盾。

梁启超和崔斯哲引述的康有为的解释，也即他在一八九九年以后第二次集中诠释儒学经典时发展出的看法。当时，欧榘甲和梁启超等弟子倾向革命主张，康有为试图说服这些弟子重新回到保皇改良的轨道，重新解释 “三世说 ”，在继续阐释孔子大同之义的同时，强调当时未到进入太平世的时候，不可行大同之道，“三世不可躐等而进 ”，只能根据乱世或升平世的情况，行小康之道。这一思路事实上在现实政治选择中搁置了走向大同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