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赖国栋

一

马克 ·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指出：“每一种文明同每个人一样，不是机械排列的单人纸牌游戏；就事论事、碎片化的认识绝不会产生整体的认识，甚至对这些碎片化本身也无法认清。唯有经过分析才能重新组合。”（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搜集信息、分析各种说法，然后才能综合成一家之言。芬克（Carole Fink）查阅了布洛赫的回忆录、私人通信，同时参照布洛赫朋友的文字，写了一本《为历史而生：马克 ·布洛赫传》，叙述了布洛赫在危机时代的艰难抉择和无法抉择，以及他在和平年代的梦想与荣耀。芬克经过分析，综合呈现的布洛赫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的革新者，还是不执行宗教仪式的犹太人、积极行动的爱国者、善于沟通的朋友、富于孝心的儿子和爱子如命的父亲。

布洛赫首先是历史人，他的家庭背景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布洛赫的祖父曾参加过普法战争，是斯特拉斯堡一所犹太学校的校长。布洛赫的父亲则参加过一八七○年斯特拉斯堡保卫战，后来成为巴黎大学的罗马史专家，“始终关注古罗马平民阶层 ”，同时认为 “民族传统等于共和传统 ”。生于里昂的布洛赫说：“我的两个叔叔在其故乡阿尔萨斯被德意志第二帝国侵吞后甘愿背井离乡；我从小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没有人比犹太裔的阿尔萨斯迁出民更热衷于维护爱国传统。”（布洛赫：《奇怪的战败》）

布洛赫还是社会人，德雷福斯事件对他的影响深远。犹太裔上尉军官德雷福斯因当时的反犹运动而被误判为卖国，法国社会因此爆发了长达十几年的争论。经过多次重审，德雷福斯于一九○六年获平反，那时，同为犹太裔的布洛赫在巴黎高师上学。布洛赫反对 “代际 ”这种时间分类，但认为自己和同班同学是 “最后一批属于德雷福斯事件那一代的人 ”。布洛赫从审判德雷福斯中学习到，“历史学家对待材料，应该像法官讯问证人一样一丝不苟 ”。他虽然没有谈到历史学家和法官的不同之处，如后者对不可靠的材料不予采信等，但布洛赫对待证据的审慎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一战 ”时，他关注到前线流行的虚假消息（谣言和错误信息）带来的危害，因此要求学生采取 “批判的精神 ”对待史料。宽泛地说，“一战 ”及其带来的失落、创伤，是帮忙理解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学者的思想发展和现实行动的网格。布洛赫也不例外。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德国对法国宣战。八月四日，布洛赫即离开巴黎，在亚眠被指派为第二七二预备役步兵团的中士，投入到对德军的战斗中。一九一五年春，他开始写战争回忆录，强调他在前线看到法国士兵的勇气、果敢，以及他们展现出的 “贵族精神 ”。“一战”之后，进步的社会变迁模式遭到质疑，从而使德国历史学和社会学以危机当作思想框架来描述它们的学科特征，同时支持一些专业的发展，例如东方研究、种族研究。一九二四年出版的《国王神迹》讨论的是民众对国王与王权 “神圣性 ”的接受史。《国王神迹》从术语演变的角度讨论了将民族（nation）意识追溯到中世纪的做法。布洛赫认为，民族，而非当时德国学者所说的血缘、语言和种族，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在布洛赫看来，法兰西民族在起源之初就融合了凯尔特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诺曼人和犹太人等，以至在十世纪时发展出了忠于王权的信仰。布洛赫于一九三一年发表的《法国农村史》比较了中世纪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社会发展和农业制度差异，也有批评德国学者的地方。德国经济史家迈泽恩（August Meitzen）认为，民族精神可以用来解释各个国家在耕田制上的差异，例如日耳曼精神浸淫着中世纪，影响到了欧洲制度史和政治史的进程。布洛赫承认迈泽恩的 “这种创新 ”，接着批评说：“这里既不应讲人种，也不应讲民族，没有比人种群这个概念更难以捉摸的了。更合适的提法应该讲文明类型。”（《法国农村史》）《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创刊后，布洛赫发表了大量的书评或述评。至一九三九年，布洛赫讨论 “德国学者的书籍和文章总量，达到了约五百部 /篇”。当时，布洛赫研究德国的历史学、社会学发展，认为其中渗透了纳粹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