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 谨

在欧阳予倩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会上，谭霈生先生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我们一直都说欧阳予倩 “为戏剧运动奋斗了一生 ”，应该改为欧阳予倩 “为戏剧艺术奋斗了一生 ”。两字之改，有深意焉。这不仅是不同时代理论话语的转换，同时也涉及对欧阳予倩本人生平与艺术贡献的理解。

在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戏剧观念与历史叙述中，确实有那么一批人，是用 “戏剧运动 ”的心态参与戏剧活动的，但只是在戏剧界很小的范围内。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延安，“剧运 ”这个词都只是用来指那些基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开展的戏剧活动。如谭霈生敏感地体察到的那样，用“剧运 ”的思维解读中国现代戏剧，强调的是持艺术之外的目的从事戏剧活动的合理性与价值，但要阐释欧阳予倩和戏曲的关系，用“剧运 ”这个词肯定是不合适的。经常有专家学者说欧阳予倩从事京剧表演，出发点是为了 “改造旧剧 ”，仿佛欧阳予倩是处心积虑打入 “旧剧 ”这个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其意无非是他这样出身的人本不应该 “堕落 ”到登台唱京戏这样远离 “剧运”的地步。这里所用的 “堕落 ”一词并非生造，当年欧阳的同事、朋友就是这样说的。然而，欧阳予倩自己完全不这样看。

在回忆自己早年演剧生涯时，欧阳予倩经常说自己曾经做过一些“胡闹 ”的事。假如我们细读他的文章就会发现，他并不在提及自己做京剧演员时用这个词，相反，他只是说他参加话剧演出是 “胡闹”。换句话说，他是把那些可归入 “剧运 ”的活动看成 “胡闹 ”。而从事京剧表演，他则完全是以职业的心态参与其中，并且达到了专业或准专业的程度。从事京剧表演并不容易，如果和当时的话剧相比，这个行业门槛要高得多。所谓行业门槛大略说来有两个，一是行业门槛，二是技术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