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杨

“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大概是 “二战 ”后社会科学定位现代历史的不刊之论。可近二十年来，历史学和历史社会科学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术语，比如民族 —帝国（nation-empire）、多民族帝国（empire of nations）和帝国民族主义（imperial nationalism），似乎说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帝国、帝国主义的关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相反，历史社会科学已经出现了一个从研究民族国家到研究帝国的转向。这一 “帝国转向 ”，正是因为经典社会科学里关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研究既无法处理现代历史的复杂性，也无法容纳新议题。于是，自新世纪以来，帝国研究应运而生，如今蔚为大观。

仅以世界史领域内引用广泛的三本巨著为例，英国历史学家贝利（C.A.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二○○四），美国学者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库柏（Frederick Cooper）夫妇的《世界帝国史》（二○一○），以及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的《世界的演变》（二○一四），都不再把存在时间相当短暂的民族国家当作自然、必需和必然。首先，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仍然是帝国主导世界政治的时代。而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主要的国家组织形态，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去殖民地化运动后才成为现实，迄今不过七十年时间。其次，至少对近代欧洲帝国而言，国家建设和帝国建设并非此消彼长，而是一体两面：帝国的核心民族是帝国扩张的基础，而帝国扩张又巩固了本土的民族认同。第三，取代旧帝国的未必是（多个）民族国家，而可能是一个旧疆土上的新帝国，或者至少是一个有着很强帝国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即使帝国变为民族国家，其过程也异常曲折，往往并非由民族主义运动导致。最后，帝国和民族国家作为两种统治形态并非泾渭分明，在概念上和实践中都可能是一个连续统。现实中纯粹的民族国家十分罕见，不少以民族国家之名而行帝国之实；而诸多帝国经年累月容纳不同族群，直至现代熔铸为一民族，赫然 “变身 ”民族国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克里尚 ·库马尔（Krishan Kumar）二○一七年出版的《千年帝国史》（Visions of Empire）一书，正是这些观点的延伸。这部有关帝国研究的杰出之作，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二○一八年布林顿 ·摩尔最佳著作奖。英文版洋洋洒洒将近六百多页，体大思精，精彩纷呈，考察了罗马帝国之后五个地理意义上的近现代欧洲帝国：奥斯曼、哈布斯堡、俄罗斯、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其中三个经典大陆帝国、两个现代海洋帝国。在书中，库马尔发展了他二○一○年那篇石破天惊的文章 —《作为帝国的民族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帝国：两种原则，一种实践？》 —进一步思考帝国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纠缠与伴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