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
2020-03-11·阅读时长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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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期,在宣扬 “新史学 ”时梁启超颇为自信地说道: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者而最切要者也。”(《新史学》)他坚信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 ’或‘人类资治通鉴 ’而已。”今天,随着中国与世界形势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许多行之已久的旧的历史叙事已经很难准确、全面地论述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基本面貌。与此同时,对于中国而言,要想正确地认识过去、展望未来,就不能缺少合理的、自洽的长时段历史叙事,借以揭示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分疏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流与枝干,总结中国当代历史实践的得与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审视中国问题的恰当切入点,培育人民正确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
而一旦在学术文化领域丧失产生这样历史叙事的能力或机制,则很有可能会让一些以学术面目出现,但内核却充斥某种政治企图的历史叙事乘虚而入,混淆视听,使人们在不知不觉间觉得只有那样的角度才是认识中国的正途或捷径,甚至使之变成各行各业的人分析中国问题的知识基础。对此,我们似乎不应忽视钱穆在抗战前夕的痛陈:“但是要吸收外面的养料,却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近代的中国人,也有笑林文忠为顽固糊涂,捧耆善、伊里布为漂亮识大体的。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代表外国人说话。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事,便不爱中国。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如何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历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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