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彦军

梁启超称戊戌变法是 “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 ”。且不论戊戌变法能否或在何种意义上判分新旧中国，康有为在变法前的上清帝第六书（即外衅危迫分割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中，用“大地忽通、万国竞长 ”准确概括了催生 “新中国 ”的“新世 ”的显著特征。对于地球之广袤，自张骞开西域到元主征四海、郑和下西洋，中国人并非没有识见；至于万国之丛立，远自尧舜时代，九州万国的观念就已形成，周秦之变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就是封建天下语境中的绥和万邦一变而为郡县中国所追求的万邦来朝，秦之前中国与分享礼乐的万国间并无显著的内外之别，秦之后中国对疆域外万国的“夷夏之辨 ”“异内外 ”则成为新常态。但十八世纪中叶以来，西欧科技与工具的进步，及理性资本主义的冲破一切藩篱，逐步造成了地球各大洲再无天堑；而满世界殖民与扩张贸易的欧美列强所代表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日益 “凌吞大地 ”“震靡万国 ”（见康有为：《日耳曼沿革考》）而迫使地球各国竞逐富强。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所言 “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 ”，今日中国人视为常识，而当时，却是习惯了天朝上国地位的国人要面对的 “四千年未有之变局 ”。

新世中万国竞争的实质是寻求富强，“一统垂裳 ”、笃守旧法的旧中国必须变成跻身列国、“采万国之良法 ”的新中国，才能渐进于富强而自立于地球村。但中国四千年连续性的文明奠安于周边没有其他竞争性文明的环境，在万国竞争时代如何安放？如果为了寻求富强而或遗失自身文明，如此生出的新中国能否持久并对这个世界有意义？戊戌变法后，新旧中国拉锯，革命与改良相抗相仍，中国最终演化成一个继承清王朝疆域且在国际比较中日臻富强的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但文明问题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这既包括前述的如何安放自我文明问题，也包括如何看待和消化西方文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