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 朗

圣谕宣讲是明清时期的一项正式制度，明太祖颁布六条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并命令每乡每里置一木铎，选年老或瞽盲者持木铎徇行宣讲圣谕，每月六次。至清代，康熙将其衍为圣谕十六条，雍正又对此推阐发挥，撰成《圣谕广训》一万言，并规定科举考试必默写之，且令天下府州县于每月朔望宣讲两次。可以说到了清代，宣讲圣谕已经成为地方官的一项实际政务，并且不只在城市里讲，大乡大村中也要讲，宣讲仪式肃穆郑重，宣讲者则从官员直至地方贤士，听讲者当然就是当地的百姓。这种宣讲真的有效吗？一个现代人若提出这种疑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的官员对于宣讲之移风易俗的赞颂也许不无夸张，甚至宣讲制度之执行亦未必严格，然而若考求其效，最关键的恐怕并不在于直接的政治层面，而在于民众的认同感。

研究者已注意到圣谕在民众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多方呈现，譬如很多宗族的族规家训都收有圣谕十六条，宗祠之堂号不少源自圣谕，民间工艺中亦多有表现圣谕内容者，凡此皆非外在之强力所致，而是民众的自发选择。其最可注意者，乃是民间社会中以地方曲艺形式宣讲圣谕。这种形式已非严格意义的圣谕宣讲，其大多并非官方所为，而宣讲的内容亦不限于圣谕本身，甚至圣谕往往不过是一个引子，引出各种关于祸福报应的道德故事。这一现象应该如何评价，是否这种形式本身正好表明了圣谕宣讲制度的一种失败，以致其只能通过 “变质 ”为民间曲艺中的报应故事才得以存留些许外在的形貌？清代地方官黄六鸿的《福惠全书》中曾就讲读上谕言曰：“讲读之际，俨乎如至尊之在上，凛乎若圣训之在耳，苟乡愚老幼推挤喧哗，何以聆天语而肃观瞻乎？则仪注之不可不定也。”这段关于仪式的话实际上意味深长地传达出当时的宣讲情境。宣讲者严肃地在台上阐述圣谕，作为天子的代言人面对着地方民众宣讲，而地方民众则以一种不同的心境来听讲，对他们来说，这更像一场赶集，“推挤喧哗 ”—这正是民间集会的热闹氛围。所以这两者之间的社会阶层、文化程度、心理状态差别很大，他们在同一空间的这种交集本来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因此，圣谕宣讲其实创造出一种空间，在其中，社会上层的官员、儒士与中下层的民众产生了交流。同样重要的是，在这种交流中，国家的象征 —天子—的声音通过宣讲者的中介传达到民众那里，在一遍又一遍的教导中，天子显得不再那么遥远而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