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海斌

邵循正先生是治元代史、中国近代史的大家，给人的一般印象，乃一位单纯、宁静的学者，少有出位的言论。张寄谦先生说他 “在政治态度上，观点敏锐，但严谨慎重，生活中沉默寡言 ”。目前可见一九四九年之前邵先生在学术著述之外的文字，几乎可说是空白。据《邵循正先生生平事业年表简编》“一九四四年 ”条，“在《中央日报》‘星期论文 ’栏上发表《论觇国》，指出日本已出现必败的预兆 ”，编者说明：“这是他唯一的一篇政治性论文。”不过，结合一些新发现的材料来看，邵先生在四十年代发表的政治言论，似尚不止此。

张寄谦很重视清华学风对于邵先生多方面的意义，指出 “清华大学给予邵循正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道路，而且也包括政治见解与态度，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崇尚政治民主、学术自由的校园空气深深地影响着这一代的教师和学生，邵循正也未能例外 ”，并且披露过一件少为人知的往事：

一九四五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邵循正正在英国访问。当时，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一样，厌恶战争的人们，提出对于人类世界前途的疑问。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日，在英国瑞亭大学（Reading University），由英国的社会学研究会主持召开一次以 “文明往哪里去？”为总议题的研讨会。……有关 “二战 ”后政治前途的议题，讲演人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英籍教授喀特林（George Catlin）和清华大学教授邵循正担任。这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讲演。喀特林以一个西方人，却带着东方人的幻想。他认为，人类文明由于在东西方文化相互交织中的发展，它已可能使人类转入一个新的合作型态，他高度评价了类似联合国这样的组织。而邵循正，以一个东方人，却提出了更为实际的见解。他介绍说，他认为中国人自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解决矛盾的办法是不愿求诸太巫，采取直接干涉或暴力抑制，而是让时间不断推移后，使矛盾势力逐渐消磨去一部分，然后因势利导，觅取一个自然而直接的解决。至于世界局势，邵循正认为，目前英美的民主政治与苏联的共产政治所形成的一种两极性的对峙，是险象环生的。但我们未尝不可期待双方自动地做一番修正，使对峙局势减少其尖锐的程度。另外，我们也未尝不可促使其产生一个中立的带圈，或者产生更多的极点，使世界形成一个多极的而不是两极的系统。例如 ,法国在欧洲 ,中国在亚洲 ,都可以各自形成一个中立的极点。

据张寄谦注明，以上据 “潘光旦《政学罪言》‘文明往何处去？’一节，观察社一九四八年版，第 15—22页。此文承潘乃穆同志见告 ”。抗日战争胜利后，邵循正与洪谦、孙毓棠、沈有鼎四位西南联大教授应英国文化协会之聘，于一九四五年夏赴英访问，至一九四六年冬归国。邵先生在英期间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便是参加这次讲演。其观点鲜明犀利，并且与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喀特林直接对话，颇引起当时知识界的注意，甚而带有了某些东、西方学人“争鸣 ”的象征性意义。著名社会思想家、经济史家卡尔 ·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当时在会议现场，专门撰文在美国学术刊物上予以介绍；中国学者潘光旦也在《世纪评论》（第 1卷第 7—8期，一九四七年）上发表长文《文明往那里走：一个讨论会的述评》，表示 “邵氏的这一番见地，我不但无可訾议，并且完全赞同 ”，此篇后来收入《政学罪言》（文字略有改易），也即张寄谦上文所参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