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东杰

史家犹如侦探，总在事后来到现场。他对结局了然于胸，知晓当事人未知的许多线索，却也容易因此混入私见，用外来、后出的准则解说历史本身的发生、发展。为了防止这种后见之蔽，日本专研中国近世思想史的大家沟口雄三力倡研究者要 “赤手空拳地进入中国的历史 ”，避免以 “世界”—其实只是 “近代的欧洲 ”—为标准来 “斟酌”中国、“剪裁 ”中国。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他提出了三大原则：“历史应该从内部来看”，“历史应该从过去来看 ”，“中国的近代应该从近代与前近代的关联来把握 ”。他批评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都是从现代向过去 “回溯 ”，“完全没有从明末清初或清朝中叶即从前近代延伸至近代的视点 ”，因此也只关注 “和革命、‘近代 ’有关的部分，而缺乏用过去的眼光，也就是作为实际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看待问题的视角 ”。这势必把历史内含的多种可能人为地坍缩为一条直线，歪曲历史画面，亦误导读者对现状由来的认知。

在沟口看来，近代中国乃是 “前近代 ”中国自身脉络的自然延伸，而非对外来冲击的被动反应，更未被后者带离原来的轨道。他一口断定：“中国从来就没有朝着欧洲式近代的方向走。”（重点线为原文所有）西方冲击并未破坏中国原有的思想 “结构”，只是 “促进了前近代的蜕化 ”并“因力量过剩造成了一些变形 ”罢了。比如 “民权思想 ”就是明代中期以来 “自私自利的均、平、公思想的新的展开和成熟的进程 ”，至于 “清末引进的卢梭思想，不过是为了更急速飞跃的一个发条（spring）而已 ”。二十世纪下半期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出自同一传统：“在中国，社会主义易于与传统思想相结合，或者甚至可以说，中国天下之公的传统因其包含着天下整体性，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

然而，这些明快有力的论断也不免使人产生疑虑：倘若西方冲击只是将近代中国朝向其固有的运动方向上助推了一步，何以晚清士人还要惊呼，中国遇到了一个三千年、四千年、五千年乃至亘古未有的 “大变局”？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身在庐山，不识真面；抑或是心灵过于脆弱，以致夸大了对手的力量？可是，从“内部 ”和“过去”看历史，不就意味着要认真对待晚清人自己的这些切身感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