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毅霖

曾几何时，“全球化 ”被视为经济繁荣和政治正确的代名词。然而，随着近年来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的爆发，原本围绕于 “全球化 ”之上的金色光环显然已消失（如果 “全球化 ”不是变成了贬义词的话），与之相反的 “逆全球化 ”趋势反而更趋明显。

无论是 “全球化 ”还是 “逆全球化 ”，学术圈和媒体都已谈过很多，本不该再来浪费笔墨。但窃以为，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维度还是可以为我们理解 “全球化 ”和“逆全球化 ”这对异卵双胞胎打开一扇新的窗口：“逆全球化 ”绝对不是什么人类历史上的新鲜事，其与 “全球化 ”之间相伴相杀的关系源于 “全球化 ”并非国家间合作的常态，其中隐含着难以破解的悖论。通过这扇历史的窗口，或许可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 “逆全球化 ”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一、历史上的全球化和逆全球化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古代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不过，由于规模限制和不以利润为目的，古代中国所推进的全球化水平非常有限，进而中国本身也在明清时期转为闭关自守。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源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努力。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标志性的事件是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抵达新大陆，从此 “环球同此凉热 ”，经济全球化的画卷逐渐展开。

回顾经济思想史，自由贸易学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初的理论贡献之一，其也是支持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学术资源。经济学鼻祖亚当 ·斯密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原理以支持自由贸易。在一七七九年与时任陆军大臣的亨利 ·邓达斯的通信中，斯密指出：“没有任何东西比这种相互的自由贸易对双方更为有利。”但是，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原理无法解释为什么富强之国与贫弱之国彼此之间也会发生贸易，因为前者可能在任何一种生产领域都占有绝对效率优势。大卫 ·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原理弥补了这一缺憾 —国家间的分工和交易取决于一国在哪一种生产领域相对更有效率而不是有绝对效率优势（假设英国在工业品和农产品上都对葡萄牙有绝对优势，但葡萄牙生产农产品的效率相对于工业品来说更高，则分工就是葡萄牙生产农产品并与英国的工业品交换）。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满怀豪情地发出了支持全球化的最强音：自由贸易将 “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