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陆海月说，“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记者/驳静（发自武汉）

摄影/黄宇

夜间

“都有，我们什么都有。”

志愿者给我发了个定位，没说几点得到，只说防护用品齐全。我匆匆准备出门，心想那自然是越快越好。这时是晚上8点，摄影师老黄跟另一位同事出去采访，接到我消息时车刚开到酒店楼下，回来得正是时候。听我说完，老黄干脆没上楼。我抓了一个口罩戴上，想了想，又往包里塞了两件隔离衣，下楼去跟他会合。

定位是间小酒馆，在武昌区友谊大道与和平大道之间，隔江与我们所在的酒店相望，只需穿过长江二桥，20分钟到达。

我在车上跟老黄同步我知道的信息。实际情况是，我知道的并不多，只知道我们前往小酒馆，与几个志愿者在那里会合。到小酒馆后，在这里穿戴齐整防护用品，再一同前往新冠肺炎患者家中。接头人叫郑冲，志愿者之一，这些天一直在响应网上的求助。微博上“肺炎患者求助超话”曝光度很高，许多情急之下无可奈何的患者，将病症等情况发到这个“超话”中，它们被大量转发，还经常以截图形式传播在微信朋友圈中。求助者的姓名与电话，就这样传播在互联网世界中。

2月7日晚，一位近80岁的婆婆在家中去世，志愿者将消息发在朋友圈，“奶奶没了脉搏，不需要床位了”。郑冲与另外两位志愿者，晚上一同去处理后事。

陆海月的家

一进小酒馆，气氛紧张，这是我到武汉的第四天。我上午曾去隔离酒店，与为家人求医的年轻人周洋一同看望他爷爷，中午也曾到天佑医院门诊大厅，但都没有此时此刻气氛紧张。我感到心跳加速，一是因为郑冲语速急促，指导我们穿戴，一面又不断接电话、发信息，仿佛有一万件事同时需要他处理。二是因为小酒馆灯光暗淡，视野不清，吧台里黑漆漆，外间亮着灯，不过也勉强够看，我们沿着吧台走到酒馆最深处，在此处边穿戴边提问，像是地下党接头；地上散落几箱防护物资，桌上也有口罩等一应装备，果然如先前所说，“东西都有”。三是因为，就在10公里外，死者家属正在等我们。家属有儿子陆国修，年过半百，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孙女陆海月，二十出头，正不知所措。出发迫在眉睫。

两辆车，他们在前，我跟老黄紧随其后。车停在武昌区中南路附近的一条街上，然后步行进入。

夜色厚重，小区里路灯同样暗淡。一团人围在社区服务中心门前，有穿保安制服者，也有像我们这样全副武装者，另外还有两辆派出所的SUV停在社区门口。几分钟后这两辆车先走一步，车道狭窄，调头时颇为费力，在场的人目光大都被它们吸引，目送其离开。其中一辆车的车窗缓缓落下，一个声音对着郑冲的方向说“那辛苦你们了”，郑冲圆滑应对，“应该的应该的”。人群外围，有一年轻姑娘，穿着粉色摇粒绒睡裤，黑色羽绒外套，脸上简单戴一口罩，面目看不大清楚，但眼睛里透着一股力量。见我同她谈话，立刻往右移动两步，“最好离我远一点”，“我虽然没做过检查，但我肯定是感染的了”。隔着大约三米，我们谈了几句。我没敢多问，她声音里明显带哭腔，刚刚去世的，正是她奶奶。

郑冲向社区工作人员咨询，新冠肺炎病人在家中离世后，接下来是何种程序。得知，第一，打给疾控中心，由他们派人来消毒；第二，办死亡证明；第三，殡仪馆来车把尸体接走。

等人群散去，包括郑冲在内的三位志愿者与我、老黄以及陆海月一行人，转移阵地，前往陆海月家所在那栋楼。此时已是晚上9点半。

上三楼。门开着，陆海月、三位志愿者和老黄依次入内，我殿后，等我走到门前，已经踏不进去——客厅太小了，一下挤进去五六个人，又都是穿戴着防护服、拿着工具的，已没有太多空间供人转身。我站在门口张望。这是个两室一厅，没有玄关，大门正对厨房门，厨房门紧闭。右手两间卧室门，一间关着，一间敞开，敞开的门里走出来陆国修，他正在穿外套，手里活动着，人却沉默不语，只是站在那里，没有跟众人寒暄。而紧闭的门内，躺着几个小时前去世的陆海月的奶奶。

几分钟后，我还是进屋了，刚在门外听起来还比较隐约的狗叫声，变得清晰起来，听声音方向，正是正前方，想必是关在厨房里，一声紧似一声，或许是被关得久了。陆海月收拾着两只口袋，终于问：“狗怎么办？”郑冲答：“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得了狗。”

志愿者带着大喷壶，要对海月奶奶的房间大肆消毒。疾控中心在电话中告诉郑冲，他们会来，但是要等，前面还排了7户。后来疾控中心一位30岁左右的男性工作人员向我确认，他们原本的确需要第二天才能过来消毒。7户，每户人家平均要花去他们两个小时，轮到陆家，起码得第二天中午。

不过即便当晚消毒完毕，陆海月父女，这个晚上仍然不可能留在这间房子里过夜。首先，从小到大，陆海月都是跟奶奶睡一个屋、一张床，虽然是头对着脚，也是亲密无间。现在已故的奶奶不得不继续留在屋里，家里还剩一个房间，一对父女，无处可去。

摆在郑冲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安置他们。

后来陆海月进方舱，穿的衣服都是郑冲给的

最理想的做法，当然是社区出面，给他们安排到隔离酒店。陆国修早就确诊，核酸检测呈阳性，曾高烧39.8摄氏度，居家隔离几天后，烧退了，症状减轻，如果放到若干天后，“应收尽收”政策下，可以住进方舱医院。而陆海月，作为密切接触者，也该由隔离酒店接收，从做核酸检测开始，一步步往前走。但此时此刻，情势逼人，社区并没有插手的意思。

我想起白天，和老黄到过一家叫作艳阳天的隔离酒店，当时是跟着年轻人周洋去看望爷爷，分明在那里看到有多间空房。病急乱投医，我提议，可以去“艳阳天”碰碰运气。不过，一来手中没有街道出具的证明，二来他们不在同一辖区，能被接收的可能性不大。

郑冲招呼陆海月父女上另一辆车，自己则上了我们的车，他在地图上找到一家最近的酒店，十几分钟可达。老黄开车，我在副驾驶，郑冲在后座，他探过身来，口中念念有词，像是与我们商量：“这酒店才200块一晚，他们又刚死了最亲的人，想再找找别的酒店。”郑冲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一个刚失去了祖母，一个刚失去了母亲，二人这个晚上的归宿，如果是破陋的小旅店，他心中不忍。

两辆车行进在夜色中的武汉，这回是我们的车在前，另一辆车在后，只不过大家都不知道去往何处。老黄开着车，为没有明确目的地感到踌躇，我回头看郑冲，等他拿主意。犹豫几分钟后，他在后座拨通了一个电话，语气仍十分急迫：“你们今晚还有房吗”，“套间也行”，“我有钱，一万块够吗”？挂掉电话，紧急调头，他为父女二人找到一间他认为过得去的酒店。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时期竟然还有开门迎客的酒店。

找到落脚点，郑冲放松下来，开始同我们讲述当天下午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