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磊

 在美国当代音乐界，彼得·加兰（Peter Garland，1952- ）并不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同作家塞林格一样，他更喜欢过一种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的生活。而他的音乐似乎也让那些无法穿越音乐表面的乐评人与听众费解不已，甚至加以非难。他们忍不住要质疑、追问：这种“简单主义”的音乐风格是否应该被解读成为一种过时、保守的音乐宣言？如果是那样的话，似乎加兰就更像是与各种先锋派对抗、变相回归传统的音乐反对派了。事实上，加兰那些看似传统的和声并不真正传统。在他的音乐中，和弦的功能并非作为调性中心的支柱，它们本身便是旋律。有些批评家甚至将其称为“激进和音”，可以说是恰如其分。更重要的是，他的音乐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在于音乐本身，而在于其中蕴含的、无法掩盖的多元文化视野。那种博大的姿态，准确的空间感，强烈的人文情怀，既让人醍醐灌顶，又润物细无声。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都不能将加兰仅仅定义成一位作曲家。

加兰本人虽出生在美国缅因州波特兰市，却经常辗转于邻国墨西哥各州、危地马拉、新西兰。也许正是这些特殊的经历与体验，让他在重新审视美国音乐时，能够跳脱出久居一地常会形成的固见，可以从各种“他者”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身发展、更新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竟与美国音乐史上的一系列孤绝的破坏偶像主义者联结在了一起。在这个反建制的传统里，先有查尔斯·艾夫斯，后有肯伦·南卡罗、丹·鲁德海尔、哈里·帕奇。在加兰看来，审美与艺术上的独立对于真实性的身份构建至关重要。他不仅有意与所谓的主流音乐界保持必要、冷静的距离，而且坚决拒绝自我营销或搞人际网络。他的音乐与他的为人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

与“他者”视角、反建制密切相关的，便是加兰最为特别的艺术人格或精神特质——他对世界音乐的推崇。事实上，之前的亨利·考威尔、卢·哈里森便提出过类似的理念，并且在音乐中付诸实践。加兰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创造性地、更加深入地发展了这一理念。在他看来，当我们提到世界音乐这一概念时，就意味着任何所谓“异国情调”、“边缘”的语汇就不再适用了。没有哪一种音乐文化是所谓的主流，所有的音乐都是平等的。如果非要用“民族音乐”这样的词，那么所有的音乐“都是”民族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