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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谁塑造了我们·第二季》音频课，我是刘成国，现在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我主要研究宋代文学史和宋代学术思想史，特别是王安石。今天将由我来为大家讲述王安石和他的对手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讲述王安石的学术思想，还有他的两个最主要的对手司马光、苏轼，他们的学术思想以及对王安石的批评。

政坛新星

宋仁宗嘉祐二年，文坛领袖欧阳修主持贡举，这被视为宋代古文运动胜利的标志。在这之后，北宋的古文运动开始呈现出分化的倾向。

我们知道，古文运动发起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人们认为骈体文不能阐明儒家圣人之道，但当古文文体已经取代骈文，成为最流行的文体形式之后，接下来对儒家之道的探求及分歧便日益重要，并成为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可以说，欧阳修稍后的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颢、程颐等人，可视为古文运动的分化、纵深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在这其中王安石的年岁稍大，政治地位最高，他的荆公新学是北宋中后期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新学的本质是一种制度之学，以下我们将以制度这个词为核心，从经典、天道、人性、文字等四个层面来来阐述王安石的新学。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王安石的生平和政事。王安石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去世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他字介甫，是抚州临川人，今属江西，他是中国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他的籍贯是临川，所以人称王临川。晚年居住在金陵（今天江苏南京），所以人称王金陵，王半山，半山老人。因为被封为舒国公、荆国公、舒王，所以世人又称他为王荆公、舒王，死后谥“文”，所以人们又称他为王文公。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十一月十三日辰时，王安石出生在临江军清江县（今属江西）。父亲王益，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进士第，时任临江军判官，为官清廉刚直，勇于任事。母亲吴氏，出自抚州金溪（今属江西）大族，好学强记，文化素养很高。王安石自幼跟随父亲转徙各地，至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全家才开始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十七八岁时，便以历史上的贤臣稷、契自命，树立起远大的政治理想：“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第四名登进士高第，授校书郎、签书淮南判官厅公事（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庆历七年至皇祐二年（1047—1050），知鄞县（今属浙江宁波）。皇祐三年至至和元年（1051—1054），通判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至和元年（1054）九月，入京任群牧司判官，提点开封府诸县镇公事。嘉祐二年（1057）夏，出知常州。翌年，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嘉祐四年（1059）初，入京，任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等。嘉祐八年（1063）八月，因母丧归江宁（今南京）丁忧。

作为进士高第，王安石本来可以按照北宋官场惯例，在扬州签判任满后，献文求试馆职，获取晋升的捷径。然而，他数次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宁愿辗转地方任职，去施展治民的抱负。在知鄞县任上，他“读书为文章，二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在舒州通判任上，他躬行俭素，严明吏治。时逢大旱大饥，他襄助知州每天开常平仓赈济灾民，巡行属县，发粟救灾。在知常州的短暂任期内，他开凿运河，疏导水势，振兴文教。随后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又巡视一路，访问民生疾苦，奖励提掖人才，纠治官场上的苟且因循之风，导致诽谤四起。

凭借出色的政绩，王安石逐渐成为北宋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被视为东南地方吏治的典范。时人记云：“是时，荆公王介甫宰明之鄞县，知枢密院韩玉汝宰杭之钱塘，公（谢景初）弟师直宰越之会稽，环吴越之境，皆以此四邑为法。处士孙侔为文以纪之。”更重要的是，通过任职地方，王安石积累起丰富的行政经验，对民生疾苦、社会弊端、吏治腐败有了深入了解。他以儒家经典中的理想政治作为对比，从中汲取资源，来观照、批判当前社会中的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等不公正现象。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与情怀，驱使着他每任职一方，即恪尽职守，奋发有为。而一份居官无补的自责和惭疚，也时时流露诗中。《文集》卷十二《感事》：

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乡邻铢两征，坐逮空南亩。取赀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朅来佐荒郡，懔懔常惭疚。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乘田圣所勉，况乃余之陋。内讼敢不勤，同忧在僚友。

诗歌继承了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新题乐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对百姓苦难的描述，怵目惊心；对县吏无能而又百般盘剥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抚州王安石纪念馆（图片来自网络）

全方位变革更制

熙宁元年（1068）春，王安石以翰林学士召入京师，深获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二月，除参知政事，翌年拜相。在神宗大力支持下，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创置三司条例司，开始了全方位的变革更制。先后出台的重大新法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销并军营、措置宗室、募役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将兵法等等。同时，强化官僚系统的考核；整顿中书系统以提高行政效率；控制台谏异议；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各级学校；设置经义局，训释经义，以一道德同风俗，确保为新法的顺利实施提供人才、制度、意识形态的保障。

以上新法，基本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预期成效。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得以改善，皇室、外戚、士大夫的某些特权得到削减，豪强兼并与高利贷者受到抑制，农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军队战斗力有所增强，取得了熙河大捷。

变革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各项新法的出台比较密集仓促，往往雷厉风行，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由于各地官吏的良莠不齐，新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弊端丛生。新法的实施，或多或少触犯了特权阶层的某些利益。新法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目标，这与传统儒学的侧重礼仪、教化颇有不同。而神宗、王安石希望通过富国强兵，彻底改变北宋与西夏、辽国对峙中的妥协局面，从而减轻人民负担，取得王朝的长久治安，这种奋发有为的政治理念和战略目标，也并未在官僚士大夫阶层内取得一致共识。以上等等，导致了变革从一开始便受到强烈反对，引起士大夫阶层内部的严重分裂，深刻影响了北宋后期政局。

熙宁七年（1074）春，反对者又以持续大旱为由，对新法展开攻击，而新党内部也开始内讧。四月，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熙宁八年（1075）二月，复相。熙宁九年（1076）十月，因遭丧子之痛，且深感神宗的信任和支持已经不如以前，王安石再次罢相，出判江宁府。

自神宗熙宁十年至哲宗元祐元年（1077—1086），王安石退居江宁，仅食祠禄。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他仍然关注政局。他修订《三经新义》，注解佛经，删定《字说》，试图为新法寻求统一的理论基础。更多的时间，则悠游于山水之间，参禅问佛，诗歌唱酬，真率无心，洒脱自如。

哲宗元祐元年（1086）四月六日，王安石去世。当时，他所创立的各项新法，已被垂帘听政的高太后以及司马光等旧党逐一废除。等到哲宗亲政后，新法又开始陆续恢复，但与王安石创法立制时的本意，已经颇有不同。

争议延续千年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是极少数能够“广涉四部、具有恢宏格局的文化巨人。”清代著名学者陆心源评论说：

三代以下，有经济之学，有经术之学，有文章之学，得其一皆可以为儒……自汉至宋，千有余年，以合经济、经术、文章而一之者，代不数人，荆国王文公一焉。（《仪顾堂集》）

同时，王安石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南宋著名心学家陆九渊认为：

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蔽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

这个评价充分凸现出王安石高尚的道德人品：“洁白之操，寒于冰霜”；还有王安石伟大的理想抱负，所谓“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孔”是孔子，“孟”是孟子，这里是说王安石的学术思想，是以孔子、孟子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就以伊尹、周公作为自己的典范和表率。这个评价是相当中肯的，堪称不刊之论。但对王安石的政事、学术，陆九渊则不无保留。事实上，历代对王安石评价的巨大分歧，主要来自于对变法的不同认识，至于他文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则很少有异议。自南宋以后直至清代，对于王安石变法，批评、否定是主流；自近代梁启超以来，褒扬、肯定是主流。无论是批评还是褒扬，在主流评价之外，始终存在着强烈的异议之声。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认识，一直处在“进行时”中。

好的，本节的内容就先讲到这儿，本节中涉及的内容和图片可以在我们的文稿中看到，下一节中我们要说王安石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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