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廷襄

大沽口约距天津一百里、北京三百里，皆有水路可达，历来被称为京津门户。明朝永乐帝定都北京，即在此设置炮台，而直至咸丰初年仍属于简陋粗放的状态。外舰虽多次来至口外，只是要求清朝大臣接见，一副外地上访者模样，没有引起对海防体系的重视。

接到四国公使要率舰前来津门的奏报，清廷虽预设一个尽量不动武的原则，也开始检查大沽口等处炮台与白河防御。据相关人员在报告或书信中所写，情况很不妙：首先是“沿河南北两岸炮台台身女墙皆系土筑”，一轰即倒，上面毫无遮拦，难以抵挡敌方炮火；而大量铁炮经风吹雨淋，锈迹斑斑，“火门镗口间有伤损”，“炮架车辆多有破烂”，所存火药也有限。朝廷闻知急从京师调来一批大炮，但就连钦差大臣崇厚也心中嘀咕：“与夷人讲火攻（即炮战），近于班门弄斧。”

在短短两个月内，清廷下令维修火炮和炮台炮架，调集八千余名将士，包括作为御林军的健锐营和火器营、京营精锐骑兵、直隶督标与海口防御部队，加上天津团练与渔民组成的雁勇，总数已超过万人。四月初五日，直督谭廷襄见英法索价太高、谈判进入僵局，有意秀一下肌肉，“传令南北两岸各营兵勇普律出队，并饬后路健锐、火器等营一并出队，直至炮台，旗帜器械，鲜明整肃”，老谭亲自登上炮台指挥，“海岸十里左右，星罗棋布，军容甚盛”。看到外国人爬上桅杆窥探，几位钦差更以为效果极佳，希望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次日再派卞宝书至俄舰沟通，告以朝廷对英法美三国条款的驳斥，也拒绝了沙俄割占土地的要求，老普“始而忿怒，继而叹惋”，最后还是平静下来，说自己一直从中解劝，这样做必然会导致决裂，未免可惜，并表示美国也有可能跟着闹事，要清方早做预备。而美国公使列卫廉也没放弃斡旋，派副使卫三畏（一译威廉士）与通译丁韪良登岸谈判，得到额尔金次日动武的确信后，才传话让二人返回。卫三畏继续与钱炘和亲切沟通，还送上美方测绘的地图等物，握手而别。丁韪良后来被聘为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当时也被蒙在鼓里，对此出语讥讽，嘲笑副使之虚伪，明知第二天就要开战，还煞有介事地谈判并答应规劝英法，“好像要修起一个比草房还要坚固耐久的房子，等第二天让大风把它吹垮似的”。

大风果然在第二天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