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文尧 

提到传统的大指挥家，曾担任伦敦交响乐团首席指挥、维也纳爱乐终身指挥，作为卡拉杨接班人执掌柏林爱乐，创立琉森节庆管弦乐团的意大利指挥大师阿巴多（Claudio Abbado，1933-2014）大家都不陌生，长期以来为人乐道的便是他对于编制庞大的后浪漫派音乐的处理，尤其晚年在琉森音乐节复出后的多场马勒诠释，更是公认的经典。关于阿巴多的生平，已经有各式各样的专文评介，笔者就不再炒冷饭了。不过各种介绍阿巴多的文章中，有一件事总是被轻轻带过，那就是晚年大师自创的一个乐团：博洛尼亚莫扎特乐团(Orchestra Mozart Bologna，以下简称莫扎特乐团)，除此之外，阿巴多晚年指挥风格的转变，通常被一句“尊重原谱”简单带过，甚至对于许多“发烧友”而言，阿巴多与该团的演出，有些“平淡无味”，与早年带领柏林爱乐的风格南辕北辙。造成这种大转变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正是“古乐”带给大师的影响了。

欧洲古乐复兴运动（historically informed performance）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已逾一甲子，这股复古风潮以锐不可挡的趋势，席卷了欧洲的乐坛，影响了无数音乐家与乐团。当古乐复兴运动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正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年代，音乐艺术的发展十分受限，封闭的社会环境导致对于新知的接收度相对缓慢。长期以来，19世纪晚期以降、直到20世纪初期的传统“大型浪漫派”曲目、演绎风格，已成为中国乐迷们较为熟知的既定印象。不过，随着海量的知识传播、互联网媒介的日新月异，古乐风潮在最近几年总算吹到了华夏大地，各地相继举办早期音乐节（包括巴洛克音乐节）、学术研讨会，甚至还成立了自己的古乐团（如上海恰空乐团，以及台湾的古乐团，等等），翻阅中国几个重要演出场馆的演出信息，古乐团演出的场次逐渐增多，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的各种古乐团，也相继受邀来到中国演出。

古乐运动的起点，或许可追溯到哈农库特（Nikolaus Harnoncourt，1929-2016）与其妻子创立的维也纳音乐协奏团（ConcentusMusicus Wien），他们使用仿古乐器（period instruments），以经过考据的文献、资料，试图重建属于那个作品时代的音乐风格与演奏。和哈农库特同时代、同为古乐复兴运动发起人的荷兰羽管键琴演奏家莱昂哈特（Gustav Leonhardt，1928-2012），与哈农库特合作录制了全套的巴赫宗教康塔塔，不仅打开了当时听众的视野，更影响了之后音乐家对于演奏巴赫作品的诠释。如今，古乐无疑已经成为当今乐坛的“主流”，这种新型演奏方式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与态度，是对卡拉扬以降的那种传统厚重、浪漫派风格演绎的一种反动。如果对于音乐相当敏锐的爱乐朋友，定会发现如今有许多指挥家，他們的名字虽然不被归类在古乐运动的名单之中，但他们的诠释风格，尤其在指挥18世纪莫扎特、贝多芬等作曲家，或是早期浪漫派音乐时，很明显地都有着古乐的思维与想法。更有甚者，在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时，直接让小号换上管身较长的古式小号。笔者曾经在台北欣赏过帕沃·雅尔维（Paavo Järvi）与不来梅室内乐团的演出，他们演奏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不只直接使用古乐小号，甚至不断更换定音鼓的鼓棒，弦乐的各种处理都有别于传统浪漫派的声响，仔细营造出各种细腻的效果。由此可知，所谓的“古乐”不一定是要使用仿古乐器，也不一定要使用412Hz的定音，在现代乐团上一样可以落实古乐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