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阮 炜

在自我表达的道路上，奥斯卡 ·王尔德并非一帆风顺。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存在多种可能性。做个学者呢？这并非不可能。还在都柏林三一学院读书时，他已是一个总拿奖学金的古典学学霸了。后来在牛津抹大拉学院时，即使整天读诗、写诗、玩唯美主义，要借此对抗铺天盖地的拜金主义，他也同样是个古典学学霸。因常在假期赴意大利、希腊古代遗址发掘现场观摩，开学时总因迟到被重重罚款，后罚款又总因成绩优异而被退还。但学术太过高冷，大众难以消受，王尔德的心又如此骚动不安，即令潜力极大，也注定不会成为学者。何不像华兹华斯、拜伦等人那样成为诗人？可他的血里没有诗。现在看来，他的诗的确乏善可陈。要不学拜伦、迪斯雷里，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引起注意？这兴许是个好办法。于是唯美主义帅哥上披猩红色天鹅绒短外衣，下着短裤，腿上套着黑色长筒丝袜，脚蹬一双高跟鞋，再配一条鲜艳的领带，衣领上别一朵百合花，嘴里叼个烟斗，披一头齐肩长发，满脸忧郁，炫酷于街头巷尾。这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装束立马引起轰动，为他赢得了或毁或誉的声名，却仍没能解决生活奢侈手头拮据的问题。做个唯美主义传教士？不妨一试。于是王尔德身着怪装，跨洋赴美（入关时向海关人员宣告： “我没有什么可以申报，除了才华。”）巡讲一年，给暴富起来的野蛮人带来美的福音。演讲影响颇大，收入可观，可他依然没能火起来。写评论呢？若非囊中羞涩，他决不会屈尊写这种无聊文字。看来，一切都不能使他成为明星。

然而年近不惑之时，王尔德几被埋没的天才终获承认。还在写文学评论时，他就已在尝试叙事作品了。渐渐地，王尔德散文的魔力开始显现，童话《快乐王子》销量可观，小说《道林 ·格雷的画像》在大众和评论者中都炙手可热，《温夫人的扇子》和《理想丈夫》等戏剧在各大剧院长演不衰，一则又一则名言金句开始家喻户晓。此时的王尔德如日中天，因多家剧院同时上演其多部作品所获稿酬之丰厚，远非从前身着怪装的演讲、不温不火的诗歌和枯燥乏味的评论能比，甚至其最火爆的小说也甘拜下风。一八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王尔德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部剧作《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在伦敦圣詹姆斯剧院首演。之后，戏剧家萧伯纳如是说：“《认真的重要性》让我乐了。可喜剧除非既让我快乐，也触动我的心灵，否则就是浪费时间。我去剧院观剧，会因受触动而笑，而非被挠得发笑，被催促发笑。一部闹剧虽然会使我跟其他人一样发笑，但第二幕还没结束我就失去了兴致，第三幕还没结束我甚至冒火了。”尽管萧伯纳跟王尔德非常友好，一路帮助他提携他，甚至在他身陷囹圄被众人唾弃时也竭力替他辩护，但以上的话并非表扬。不过事实上这部剧并非失败，反而相当成功，这从萧伯纳承认观众不断发出哄笑不难看出，从刚刚出道的小说家 H.G.威尔士的评论也可见一斑：“昨晚大家都说 ‘听胡言乱语比讲胡言乱语要难得多 ’，可这胡言乱语若很精彩，则另当别论。事实上，王尔德这部新剧的胡言乱语棒极了，对观众的忽悠（fooling）妙极了。”

一个世纪后，《认真的重要性》已成为英语文学史上一部无法绕过的经典。若要探究一下究竟是何原因使这部喜剧经久不衰，声誉卓著，我们一定会注意到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诙谐可笑的人物形象和辛辣的社会讽刺。但可能引起更多注意的，还是王尔德的 “胡言乱语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连篇累牍的 “胡说八道 ”，或者说离奇的故事情节、荒诞的人物形象，以及贯穿全剧的悖论反话，使威尔士称此剧是 “一部新新喜剧 ”。这里暂不论它究竟在何意义上 “胡言乱语 ”，剧中人究竟讲了何种 “胡言乱语 ”，也暂不论它纯粹只是胡说八道，抑或也蕴含某种严肃诚恳的社会批评，单单 “认真 ”这个怪词出现于剧名，便着实让人好奇。王尔德为何这么做，他的 “认真”究竟何指？他究竟认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