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 飞

顾予咸在即将走向刑场时得到朝廷的赦免，是整个 “哭庙案 ”中唯一死里逃生者。这种只有小说戏文中才有的 “刀下留人 ”情节，竟然发生在当日杀人如麻的恐怖现实里，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连顾予咸本人和本案制造者朱国治都大为惊异。

《辛丑纪闻》（以下称《纪闻》）载：“顾予咸者，字小阮，号松交，丁亥进士。初任宁晋令，聿著循声；后调任绍兴府山阴令。先是，绍属多 ‘白头贼 ’—其党以白布裹头，故名，实则饥民也。肆行抢劫，以致田野不辟，灾荒频仍。制府议行剿净，松交则力保，以招抚为己任。遂立限状，以止军行，如逾限不平，请以己身甘当军令。

于是，单骑赴贼巢，开诚晓谕。数日之间，贼尽解散，不下数十万，归农耕作。是秋丰收，府境大治，举‘天下卓异第一 ’，内升刑部郎，转吏部铨曹。（顺治）十六年，以病归里，杜门不与外事。立‘少年面社 ’，奖励后学，教育英才，非郡中有大事，则不出。筑小圃以自娱。”这段记叙意在突出或暗示：顾予咸是 “本朝 ”擢取的进士、钦命的官员，为官廉明，治政有方，尤其视民如伤，勇于担当。后来任职刑部、吏部，有京官的背景和人脉。正当仕途升迁的良机，却生病归里 —回到老家吴县（一作长洲），虽“杜门不与外事 ”，却又 “非郡中有大事则不出 ”。这些皆与 “哭庙 ”事件息息相关。

顾予咸死里逃生、痛定思痛，写下《遭难自述》（一名《雅园居士自叙》，下称《自叙》），中云：“（顺治十五年）冬，转考功司员外郎。正郎李君（崇稷 —原为小字，下同）方以终养请，而外计之册麇集，余当掌计。因念功司典剧，昔贤如陆贽、裴

，才望过人，犹兢兢其慎；余以中才居其会，即洁已若不及，恐以膻名浼之。遂决计以病请，得旨予假。”原来他的称病归里实为避嫌畏祸，宁肯放弃吏部要职和正郎缺位（可以超升）的良机。这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也难以理解的，弄得 “―时奇之者半，迂之者半，是之者亦半 ”。这里的 “奇”“迂”“是”，正可体现顾予咸性格的三个要素：特立独行、选择果断、固执己见。这样的性格既决定了他的言行，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正所谓 “树欲静而风不止 ”，就在顾予咸回乡养病期间，“哭庙 ”事发，这样的 “大事 ”，他怎能 “不出”？实际上他不仅参与了，而且介入颇深，其“致命 ”节点，就在他严词拒绝朱国治的 “求情 ”。据《纪闻》载：“哭庙后，道尊访于松交。松交曰：‘任知县似不可使知牧民之责矣。’抚臣知其言，衔之，故及于难。”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二月初四日，苏州（主要是吴县和长洲）诸生（秀才）先至文庙 “哭泣 ”，继而至府堂 “跪进揭帖 ”，要求惩办 “贪酷 ”县令任维初，此即 “哭庙 ”。巡抚朱国治当场下令逮捕诸生十一人，与任维初一并交道台王纪 “研审 ”，任维初随即招供 “贪酷 ”罪状并明言是为应付朱国治的 “索馈 ”。朱得知后，立刻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以图自保（连同任维初），向顾予咸 “求情 ”即为其应对措施之一。此处所记王纪拜访顾予咸，当是受朱国治指使前来请求顾的支持，而顾则明确答复：任维初贪赃枉法，应当撤职法办！其立场完全站在 

“哭庙 ”诸生一边。朱国治忌惮顾予咸的地位和影响，更加忧惧不安，遂亲自登门。《自叙》云：“当抚（某）之莅吴也，一日猝至，余实他往，疑故谢之，不怿。翼晨，又来。摈从密语，语移晷。大都皆讲情，而余又答以道义。退而言曰：‘此老倔强，利不可动，将来必长短我！’而杀机伏矣。”抚某即朱国治，其地位和权势皆在顾之上，可谓屈尊俯求，如此不讲 “情面 ”，让朱情何以堪？他虽然隐忍未发，却早已衔恨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