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峰

汤因比在晚年曾经预言：“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这句话并非一时兴起之言，而是汤因比系统中国观的表现之一。这位历史学大师著作等身，以中国为主题的专著却是寥寥。若要追溯他中国观的演变，除了检视他散落在著作和言论中的片段外，不可忽略他一九三一年出版的《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 ）。这部游记记录了汤因比一九二九年的中国之行—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在中国旅行，提供了探讨西方人如何想象和书写东方的又一个文本，并且对于了解早期汤因比如何思考文明的接触、如何理解中国颇有参考价值。

一九二九年，太平洋国际学会计划在日本京都召开会议，向汤因比发来邀请，给他提供了前往东方的契机。汤因比没有选择从伦敦一路向西， 经美洲大陆、太平洋的路线， 而是向东而行，一路穿越近东、中东、远东等他曾经涉足和未曾涉足的辽阔地区。

一九二九年七月，他偕家人，颇具浪漫气息地驾驶着一辆福特汽车，从伦敦出发，沿途经过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地，到达土耳其。随后独自继续旅程，经过叙利亚、伊拉克、印度等地后， 于十月到达中国。他在中国重点关注四个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政治中心南京、古都北京（当时称北平）、国际大都市上海、尚处潜在冲突中的东北。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辗转数次后，他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列车，横穿苏联回到欧洲。

对中国进行一次实地旅行，是汤因比文明研究的必需。他早年以希腊、罗马历史为研究对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转向文明研究后，意识到自身知识结构的短板，对亚洲等“未知区域”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动力。汤因比在旅行中进行着“旧时”与“今日”、“西方”与“东方”的对照。他热衷于将旅行中的亲见亲闻与历史典故天马行空地联系，尤其关注亚洲各国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时的反应，从而在这部游记体现出他关怀人类文明命运的宏大叙事。比如在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这几个伊斯兰国家，他以“伊斯兰直面西方”为题，详细观察当地衣着、语言乃至政治、经济的变化，分析其世俗化表现；在印度的焦特布尔地区，他声称找到了一个能够妥善解决自身与西方文明关系的东方社会，这里没有那种在东方常见的、与西方文明接触后的不适感；在中国，他感慨这里已经通过“对西方文化去芜存菁的移植”而获得了自身的新生，通过对比分析，他将土耳其和日本归纳为自上而下的西方化，中国则是自下而上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