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恬

旅美华裔学者田民的英文专著《梅兰芳与二十世纪国际舞台：定位与置换的中国戏剧》以梅兰芳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四年的两次访日、一九三五年访美访苏为考察对象，数年前就已问世英文版。七年来，国内的梅兰芳海外公演研究尽管也有颇多推进，但迄今为止，田民的著作还仍然是海内外唯一全部依靠原文材料对梅兰芳历次出洋进行通盘考察的学术著作。作者考察梅兰芳出洋，并不像很多国内学者那样满足于用海外赞誉来为戏曲提供可以自傲的背书，而是主要致力于揭示“跨文化戏剧”现象的一般机制。田民认为，在跨文化戏剧活动中，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会使游走在文化间的戏剧发生各种“变形”。他借用德里达的术语将这种“变形”称作“displacement”（置换）。在田民那里，“置换”不是以往研究所认为的带有消极意味的“误读”，而是跨文化戏剧不可避免的常态，由此，跨文化戏剧的研究重点也无须再纠结于外国人对戏曲的评价究竟是对是错，而应该变为“历史化”地考察这些“置换”具体是如何发生的。事实上，正是借助于这种发生学的考察，田民说出了很多同类研究所不曾说出或尚未说尽的东西。

田民对跨文化置换发生过程的考察，主要是从“文化—社会—历史— 政治” 和“ 艺术— 美学”两大层面来进行的。

就前者而言，对于地缘政治背景的失察是以往的梅兰芳海外公演研究，尤其是访日研究的一大缺陷。众所周知，中日关系自甲午战争起日趋紧张。梅兰芳首次登台东京帝国剧场的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国人的反日怒火已经点燃。几天后， 五四运动爆发。五月七日，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大游行，并给梅兰芳寄了恐吓信……对于这段往事，过去基本避而不谈，偶有提及，也多以“艺术无关政治”来撇清艺术与时局的纠缠，进而导致过去的访日演出史呈现出一派与时局格格不入的平静与祥和。

如田民所论，访日固然是商演，但聘邀梅兰芳的大仓喜八郎却是靠贩卖日俄战争与甲午战争军火起家的大财阀，日本内阁总理亲自出席了中国使馆为梅兰芳举办的酒会，帝国剧场外还悬挂着“中日亲善”的牌匾。剧场方面虽说最终摘下了牌匾，梅兰芳也冒险完成了演出，但这段插曲已然表明，此次访日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跨国商演，而是不得不带上了重要的政治文化含义”，至于当时“日本人对梅兰芳艺术的宣传与理解，对中国戏剧乃至中国文化的诠释”，也“都必须放在现代日本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语境中来理解”。由于将地缘政治纳入视野，田民笔下的日本人对梅兰芳的解读，也就呈现出了从前研究里看不到的矛盾纠缠。